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
——记“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创刊十周年庆国际研讨会”
谭军武
随着全球化现实进程的加快,多元文化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角力日趋频繁,文化生态日趋复杂,由文化误解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冲突也愈益突出。智慧地处理不同文化间的摩擦、冲突、对抗与隔膜问题,不仅是近年来理论界思考的重要话题,更是国家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战略主题。“跨文化对话”,为解决这些问题铺设了一条有效的操作路径,为文化问的沟通架构了一座理解的桥梁。多年来,中西方思想界和社会界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积累了许多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和经验,有力地推动了中西之间文化与社会的互识。但是,“跨文化对话”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处理极其复杂甚至极为脆弱的支化生态;尤其当跨文化对话实践被全球化时代赋予了现实责任时,现有的知识谱系和理论经验就时常显得捉襟见肘。如何运用跨文化对话的手段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共同问题、处理文化危机、减少文化误解和思想偏执?如何发挥跨文化对诸在当代国家一民族话语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提升跨文化对话的水平和有效性?如何实现人类普世性的文化理念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跨文化转换、梳理中西方跨文化对话的思想资源、构建跨文化对话的理论系统和方法论?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跨文化对话”迫切面临的课题。
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跨文化对话理论研究和文本一思想实践的《跨文化对话》丛刊,始终走在中西方跨文化对话的时代前沿。为提升中西方跨文化对话的实践水平,开掘跨文化对话研究的理论深度,2008年9月25日至27日,在《跨文化对话》丛刊创刊十周年之际,由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和南京大学法语系共同主办的“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创刊十周年庆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法国文化传媒协会、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巴黎政治学院等高校和文化机构的国际学者,与来自中国文化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台湾政治大学、澳门大学等国内两岸三地数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多名专家齐集一堂,共庆《跨文化对话》丛刊创刊十周年。
会议由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执行主席卡蓝默先生、《跨文化对话》中方主编——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欢迎与热切的期望。《跨文化对话》法方主编、欧洲跨文化研究院院长李比雄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晤会,特致函会议表达了祝愿。
本次研讨会采用主题发言、自由讨论,以及嘉宾交流等多种形式进行。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共同见证了《跨文化对话》丛刊十年来的美好瞬间,分享了《跨文化对话》丛刊十年来的思想成果,同时围绕着“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反思”、“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建构”、“跨文化对话的交往理性”以及“跨文化对话的文学研究”等主题,展开了为期三天、紧张热烈而又平等友好的跨语际对话。
一、观念与方法: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反思
跨文化对话为什么必要?如何在紧迫的现实要求下,激活跨文化对话的理论资源、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如何生产跨文化对话的独特概念以及对话的理论模式?针对这些理论问题,会议展开了讨论。
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执行主席卡蓝默先生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跨文化对话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的思想“压力”,这种“压力”根源于西方文化思维的科学化、普遍化和绝对化,从而形成了文化沟通的障碍。要改变固有的文化认知模式是困难的;而比较研究,以及保持不同文化经验间交流的持续化,是改变困难的有效途径。为此,卡蓝默先生提出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三个维度:一、跨文化的维度。在相异性中寻求相似性,寻求文化间的共同价值;二、时间维度。既回溯历史又着眼未来,从而真正理解现在;三、空间维度。既要有民族地域的视野来理解包容各种文化的差异,也要有国际性全球化的心胸来接纳文化碰撞和观念传播。总之,只有借助跨文化对话的镜子效应,从他者来反观自我,才能共同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
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立足中国视野,从当今跨文化对话的现实紧迫性出发,通过梳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诸多案例,阐述了生成性对话的矛盾与必然面临的四个困难:第一,是普遍与特殊的矛盾,亦即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普适性之间的矛盾。当前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问发生深刻的割裂,致使对话变得很困难;第二,在对话过程中,保持文化的原有纯粹性和促成文化新变之间的矛盾。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接受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在相互渗透融合中生成新的文化基因;第三,对话中的他者与自我的矛盾,也是阻碍对话的复杂问题。过分强调自我和差异易于封闭难于沟通理解,而过分承认差异又易于在文化的融合中失去自我的身份,这是一个悖论;第四,缺乏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是构成对话困难的又一个阻碍。乐先生认为,在寻求共同话语方面,文学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首先辨析了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普世价值的概念,强调了寻求人类文化普世价值的必要性;然后重点探讨了寻求文化普世价值的三条途径:一、在各民族文化中原本就有某些具有共通内涵的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理念,这些理念无疑是有普遍价值的意义的;二、在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文化理路中寻求普世价值。如中国儒家的“仁”、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印度佛教的“慈悲”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就是“爱”,爱对人类社会来说具有极高的普世价值的意义;三、各民族文化中某些特有的理念往往也具有普世价值,我们可以在求同存异中来寻找某些民族文化特有的理念中的普世价值。最后汤先生还谈到了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解,由此提出一种理念:后现代社会是“以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社会。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教授则指出,跨文化对话必须着眼于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从问题出发进行实践。同时,我们与之对话的主体“他们”,既是时间上的,也是空间上的。从时间维度上,我们必须与自身的传统以及可能的将来对话;从空间维度上,我们必须与异质多元的文化形态对话。南京大学余斌教授也认为,跨文化对话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理论。他引申巴赫金和现代“对话”概念之父马丁?布伯的观念指出,个体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对话是普遍存在的,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中,这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事实。而将对话的主体关系从“我一它”转变为“我一你”,应是不同文化间展开对话的理想状态;作为实践的理想对话是困难的。余斌教授认为卡蓝默先生提出的“前提是接受他者也是真诚的”,对跨文化对话实践具有准方法论的意义。在自我的批判中与他者对话,借助于对自身历史相似情境的回溯将他者看似不可思议的反应变成可理解的,在相似性之间建立联系,对跨文化对话是必要的。
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理事陈力川先生纵观当下的全球文化环境,认为人类对待文化的态度必须从“文化间”对话走向“跨文化”。由此,他梳理了西方“跨文化态度”的思想资源,从康德提出的思考他者的相异性的三个原则、柏格森提出的“精神礼貌”的放弃能力、雷蒙?潘尼卡提出的“对话的对话”理论中,总结了“跨文化态度”的三个要素:一是不带偏见地思考;二是分享他者的经验;三是通过其他文化来理解自己。并提出,超越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思辨的需要,可能还具有某种道德意义。南京大学周宪教授借用毕加索的名画《镜前少女》直观而理性地论证了跨文化对话的两个条件:第一,跨文化对话需要知己知彼,需要超越“我一他”的简单二元结构,建立一个对话的“第三者”空间,也就是要实现哈贝马斯曾提出的“视域的融合”;第二,理解镜像的差异。镜像和本体并非是同样的,跨文化对话的条件应该是宽容地对待自己镜像的差异。人对自我的理解是通过他者的反映来认识的,他者具有修正自我理解的作用。没有这两个要件,跨文化对话就无法进行。来自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的金丝燕教授以学科史的眼光考查了“跨文化”问题提出的背景及其动因,从辞源的角度剖析了“跨文化”作为一种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超越性;进而分析了作为学科的跨文化研究的基本要素:第一,跨文化理论;第二,跨文化资源;第三,跨文化经验。第四,跨文化方法。她特别指出,跨文化理论的基石是“偏形而上,不架构”;跨文化方法的探讨可以专注于三个路径:横向实证、纵向思考、整体研究。
在自由讨论阶段,其他学者也分别就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观念、伦理、路径等理论问题进行了交流,提出了一些富有创建的见解。
二、文本与行动: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建构
跨文化对话应时代的现实需要而产生,必然要在现实的实践中得以展开理论的逻辑演绎。跨文化对话不是书斋里的知识架构,而是实践中的思想累积。因此,构建有效的对话机制和理想的对话平台对于实现跨文化对话的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跨文化对话》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刊物,自创刊起,十几年如一日地秉承跨文化对话的思想宗旨,承担起了架通中欧社会的任务。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本,《跨文化对话》散发出巨大的行动力量。而作为更大范围上的跨文化实践行动,“中欧论坛”在双方之间开展了全方位的深入对话,把许多跨越时空的经验与理念带入到了具体的对话活动中。作为一项广域的实践活动,“中欧论坛”却有着文本般的典范魅力。正是借助于这样的文本与行动,跨文化对话才从理想追求变成了现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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