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理论的语言之维<br> 在英语中，与“文化”相对应的那个词乃是“culture”。如果我们对这个词在词源学上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culture”来源于拉丁语的“colore”，原意是指“耕耘”。这也就意味着，文化这一在今天看来极具观念性的东西，从其根源上来说，是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联的。这样，当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概念时，就不会局限于观念的层面了。事实上，即便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文化的内涵也是随着人类活动而丰富与发展起来，并且显得异常的丰富和多变。可以肯定，在詹姆逊那里，文化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然而问题是，我们所能面对的只可能是通过某种形式得以承载的文化，而不可能是抽象的文化，这种载体可以是文字、图案或者其他形象，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可阅读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广义的文本。当然在这中间，最为重要的无疑是以语言形式出现的文本。事实上，詹姆逊恰恰是以语言为模式，批判性地考察了源于语言学领域的两种典型的思潮，而这一考察本身又为他本人的文化理论奠定了基本的问题框架。<br> 第一节 以语言为模式<br> 不过，当我们阅读文化文本——这里主要探讨文化的语言文本——的时候，还有一个前提性的东西要考察，这就是，这种阅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只有这个问题得到了考察，对于文本本身的分析才是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他对他的学生说过，他并不是教他们哲学，而只教他们如何哲学地思考。“哲学地思考”意味着一种思考模式，或者说思维模式。尽管康德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思维的模式，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先验认识的构成性能力——无论是感性直观还是知性范畴——中阅读出思维模式的意味。在这里，思维的模式成了前提性的东西。而在语言的分析中，这种思维的模式直接就是语言的模式，因为如何思正是体现于如何说之中的。语言的模式不仅决定着文本的可能，而且决定着阅读的可能。因此，语言的模式成为我们的切人文化研究的关节点。如果联系我们前面所说的文化与人类实践的关系的话，那么以语言模式切入的分析会触及更多的东西，就是说，不仅是对文化本身的一个勾勒，而且是对文化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的一个勾勒。<br> 一、模式的缘起<br>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詹姆逊为何将思维模式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了，以至于要说，“思想的历史就是思维模式的历史”，我们从中体味到的是一种形式化的力量：没有思维的模式，思想本身就变得不太可能。而模式，在詹姆逊那里，意味着一系列关于结构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到了西方最早的关于结构的概念，他是这样说的，“西方所有有关思维形式的理论里都有一系列关于结构的概念，即有某种模式，通过它可以理解不同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各种关系，把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观念化。……西方最早关于结构的概念，也就是用以理解具有各个不同元素的总体的模式，是有机论”。我们知道，社会、自然或是人类之中都存在着相互制约的不同因素，现在这些因素被置于一个有机体之中，其意义是巨大的。詹姆逊甚至认为，有机论引发出整个浪漫哲学和19世纪的科学思想，之所以会引发这样两个看起来相去甚远的结果，乃是由于有机体本身的优点，“有机体这一观念的优点在于，历时和共时这两个领域在它上面得到活的综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两者尚未被分开”。固然，历时和共时得到了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是与有机论的研究对象相联系的，这个研究对象是一个有机实体。这种无法摆脱的实体论思想到后来把有机体模式引人了歧途，其原因在于，有机体的模式过重地依赖于实体论的思想，结果到最后，当它的研究对象不是预先给定的自律的统一体（entities）时，它“出于方法论的目的而倾向于发明一些虚构的统一体，正如各种社会或文化的有机理论中发生的情形”。如果我们还想保有对结构或者模式的兴趣的话，必须对这种实体论的思想进行某种反对，在这些反对中，詹姆逊特别倚重语言的模式，他这样说道：“在对这种实体论思想进行的反对中，在各种‘场’或者关系性的意象中，没有什么会比现在提出的以语言本身作为其基本模式的意象更为彻底的了。”在这里，詹姆逊明确提出了以语言为模式。而模式，我们已经说过，对詹姆逊来说意味着结构，因此当我们发现他的所谓以语言学为模式实际上最终导向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时，就不必感到奇怪了。<br> 事实上，在一次演讲中，他甚至有些生硬地结束了有关有机论的简短说明——大概是由于他在其他的著作比如《语言的牢笼》中，已经有了详尽的阐发吧——而转入另一种关于结构的思维，“西方文化中有另一种关于结构的思维是其他文化所不具有的，那就是工业化带来的模式提供给人们的思索。一夜之间人类生产力与结构（机器）的关系改变了所有关于结构的疑问”。的确，那个时代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是非西方的文化所不具有的，作为结果，世界宇宙是机器、国家是机器、人是机器这样的想法也成为了比如18世纪法国的特色——在这个时候再去谈论什么有机体就是极其不合时宜的了。到了19世纪末期，从心理学中又产生了格式塔（Gestalt）的模式，这意味着结构从外在的对象回到了人类的认识内部。当然，詹姆逊并不是真的对18、19世纪的模式有什么兴趣，而且这些模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全面的，他坦言：“我并没有包括历史上所有的模式，但我想说明的是结构主义与这些模式的关系。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突然出现了，发现了一种关于结构的新概念。这个概念可以用另外一些词来表述，如‘系统’或‘共时体’。这种结构的观点基本上是来自语言学，来自现代语言学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发现。”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发现当然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果我们联系一下他所说的以语言为模式的思想，就很明白他的用意了。<br> 然而，当他试图以语言的模式，按语言学的逻辑将一切再从头思考一遍，并且对结构主义本身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和批评时，马上碰到了反对意见。这些意见认为，以这种方式来描述结构主义乃是承认它重复哲学史的老问题，承认它回到了前马克思的——确切地说是，前黑格尔的——概念困境和错误问题，而这些东西我们本已不必再关注了。詹姆逊对此的回应是，以语言的组织和身份为内容的结构主义更新了某些旧问题的提问方式和素材，因此，他个人认为，假如我们仅仅以意识形态的理由将结构主义拒之门外，那么语言学中的新发现也就随之遭到了拒绝，如此，“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评要求我们深入其中努力研究，从而在它的对面达成某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更令人满意的哲学视角”。这也表明了他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态度，但是他的批判不是拒斥，而是深入于其中，并从另一个方面走出来，这颇有黑格尔的遗风，“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br> 除此以外，詹姆逊以语言为模式的主张还不仅仅出于对结构主义本身进行考察的需要。他指出，一般地，人们总是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语言的结构，因此，语言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最合适的方法，人们往往在隐喻（metaphor）的现实应用这层意义上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语言的系统。然而，詹姆逊的看法是，我们可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里找到“以语言为模式”的理由，实际上，这个更深刻的理由“就处于当今各个所谓先进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具体特性之中。这些国家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世界的景象：其中，如同自然那样的事物已被消除殆尽，各种各样的通讯和信息渗透在这个世界之中并达到了饱和状态，而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商品网络可以被看作是十足的符号系统的原型（prototype）。因此，在作为一种方法的语言学和成为我们今天的文化的那个制度化的、空洞的梦魇之间有着某种意味深长的和谐之处”。这就是说，在詹姆逊眼中，在当今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自然的事物遭到了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人工的语言符号，文化的世界因此而漂浮在语言符号之中。这正如他早先的描述，“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由人工刺激和电视广播的经验所构成的梦幻世界”。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虚幻的力量来自商品的结构，因为“可以说，没有任何别处比语言这一不甚分明的现实更大地受到了来自商品结构所特有的影响了”。所以，在这样一个现实时代中，语言与文化在一种新的层面上达成了某种共鸣，人们可以通过语言这个极相配的模式来考察现时代的文化。<br> 下面，我们就来展开詹姆逊对语言模式的论述，当然，这种语言的模式主要来自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所以，詹姆逊实际上是从索绪尔开始的，他明确表示，他自己的观点就是某些结构主义者坚持的真实的历史与历时性思维之间的差别，并试图以“澄清索绪尔的语言学提出的共时方法和时间与历史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关系”作为思想的指南和任务。在詹姆逊看来，这种语言模式的基本价值乃是“更新我们对时间的种子的迷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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