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类的成熟
1.1 一个全球性的过程
在人类成熟的图表（见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各大文明如同道道河川，汇聚于同一海洋。它们相对隔绝地流淌了数世纪，历经一个创建国家时期，之后便是近年来的飞速全球化。各文明交汇合流的同时，人类登上了社会演进的阶梯。社会单位已从家庭，演进到部落、城邦、国家，最后则暗示着列国一家。
在各种地域文明的影响下，社会发展的这些阶段展现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从家庭、城邦发展到国家的每一步，都提高而非减损了个人的能力。前进的每一步，都为身处其中的个人扩大了机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让人类精神得以表现，并将人类精神移植到越来越大的“园地”，直至我们达到了这一巅峰：觉悟到我们的一体性。现在，我们的视线第一次越过同一片水域而彼此相望，带着我们全部的集体经验和文化财富的广博遗产，以供相互探究利用。第一次，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融合为我们的世界。
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力量在发挥作用呢？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将文明指认为一个过程，一种进取…
“…来开创一种社会状态，可让人类全体都能和谐地共同生活，有如一个包容全体的大家庭的成员。我相信，这是迄今所有文明，即便不是自觉地，也是在无意中一直朝向的目标。”
波斯的预言家和作家阿博都巴哈（1844-1921），把人类的成长过程比作个人的成熟过程。他说人类已走过了童年和青年的集体阶段，现在正进入期待已久的成熟阶段。每一阶段都划定了社会群体的边界，及合作互助的边界。而今这些边界已扩至整个星球。它们描绘出我们集体成熟的轨迹：我们社会的幼年、童年期，和当前从青春期的国家、宗教及种族对抗向成年期的过渡。我们现在必须获取“美德和力量，新的道德标准，和新的能力”，以适应我们新的普遍状况——一个包容全体的大家庭。
（图1）
“一切造物皆有其成熟的阶段或时期。一棵树的生命中的成熟期，是其结果之时。…动物[则是]达到完全长大的阶段，而在人类王国中，当理智之光获得极致发展并达到最大能力时，人乃臻于成熟…。类似地，人类的集体生活亦分阶段和时期。一时，它在经历童年阶段，一时经历青年时期，而今它已进入预示已久的成熟状态，其迹象处处可见…。适用于人类历史早期之所需的，既不符合也不能满足今日这崭
新而圆满的时期之要求。人类已从先前的局限状态和初步训练中破茧而出。现在，人必须浸透着新的美德和力量，新的道德标准，新的能力。新的恩典，完美的馈赠等待着并已在降予人类。青年阶段的赋赐与福泽虽然在人类的青春期是适时而充足的，但今天已不能满足其成熟期的需求了。”
罗马俱乐部前主席欧文?拉兹洛 (Ervin Laszlo)说，从进化的观点看，世界作为一个系统，正在迈向更高级的组织秩序，迈向一个全球社会，一个各国协同合作的“大型综合体”。并且，除开像美国、前苏联和中国，这些他称之为“多面手社会”的几个人口和疆土足够多的国家以外，“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发展到了足以独立自治的程度”。
“虽然专门型的经济体制当中有几个，像新加坡、香港、韩国和台湾等等，设法为自身找到了能够赢利的小生境，但多数的专门型经济体制——即约有120个第三世界国家，既无大量贵重的自然资源储备，又未掌握发达的科技基础设施——发现自身的境况日益难以为继。
“着手向下一阶段，一个超国界的社会演进，正是国家自身利益所在。”
戈尔巴乔夫赞同此观点，他说：
“在世界如此相互联系之时，还将国家利益摆在世界难题之上，实在是短视之举。”
虽然中国是一个相对自治的“多面手”社会，并且其在全球觉醒的早期经受了一个世纪的帝国主义剥削，其领导人仍然说：
“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国家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此说毫不为过。设立中央政府将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有了这样的政府，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就能得以维护。因为没有世界政府，当今的世界便没有秩序。”（意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一直都在参与着集体成熟的过程；一个我们刚刚觉察到的过程。我们正在参与的有机过程中，一个复杂系统的各种元素极力要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没有这一整体，部分就不能恰当地运作，甚至无法生存。我们正进入成长的必经阶段，一个全球化的动荡时期，社会、政治和精神成熟的前奏。我们可以把人类在文明及其相应信仰体系方面的数世纪的实验，看作是一个训练过程，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对人类品格的教化，它表现为一个不断前进的文明。
一个全球社会的创建，至少从贸易、交通和通讯方面来说，已然在我们眼前展现。
“在这福份非凡的世纪中出现的科学技术进步，预示着地球上社会向前演进的澎湃大潮，并指出了人类的实际问题可得以解决的手段。确实，科技进步恰好为大同世界的复杂生活提供了管理工具。”
(图2a,图2b)
同样，还有政治和社会前沿的运动：
“有利的迹象包括：初创于本世纪伊始的国际联盟，与后来基础更为广泛的联合国组织，其迈向世界秩序的步伐日益稳健有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纷纷独立，标志着建立国家的过程已告完成，这些初创国家可与老牌国家一道参与共同关切的事务；随后，以往相互隔离敌对的人民和群体，在科学、教育、法律、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进行的国际合作大量增多；近几十年来涌现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数目空前；呼吁结束战争的妇女和青年运动普遍展开；普罗大众谋求借助个人通讯来理解事物，而自然产生了不断拓宽的网络。”
“世界和平在过去十年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这一理想从形式到内容都在展现出来。长久以来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已在人类进步之途上瓦解；看似无法调解的冲突也开始屈服于磋商决议的过程；以统一的国际行动来回击武装侵略的意愿正在萌生。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广大民众和世间许多领袖对我们星球之未来的一度几近泯灭的希望。”
除非建立起这一全球社会，至少是达成政治上的停战，否则致力于国际、国内和城市的发展问题，就像是发了洪灾却只管拣捞溺水者，而不修筑堤坝。既然我们现在已是一副躯体，真正的国家自治唯有在各个器官和平联结、协同运作之后方能实现。
“今日，人类已进入其集体的成年期，赋有能力将其发展的全貌视为一个单一的过程。成熟的挑战在于要承认我们是一个民族，要摆脱我们过去受局限的身份和信条，共同建立全球文明的基础。
“…地球的居民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要利用他们集体的遗产，来有意识并有系统地肩负起勾划其未来的责任 ，来…‘确立…一个既是进步的又是安宁的，既是动态的又是和谐的社会体制，它给予个人施展创造性和主动性的自由，但乃是基于合作互惠。’ "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冲突格局积重难返的当今世界，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协调合作主导大局的世界。世界秩序的奠定，只能基于对人类一体的不可动摇的认识——这一精神真理得到了人类所有科学的确认。”
我们亦可推想，这是所有宗教创始人所预言的和平年代的开端。它或许也是中国诗人和贤哲曾梦想的大同时代的早期。
“于大同世界，举世趋大同。去国界合大地，去种界同人类。再无战争…。
“众生平等，无荣于地位阶衔。唯倡智与仁。智以举事成业，兴利助民，而仁以广济众生，普度万民，爱人利物。
“…于太平世，人之本性既善，才智既优，则惟以智仁之事为乐。机构日新。公利日增。心智日强。知识日明。举世之民并进仁、寿、极乐、至善与智慧之境。”（意译）
“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
1.2 内在与外在平衡发展的需要
就在当今时代似乎正要提供技术和制度手段来创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厦之时，腐败、自私和贪婪，国家主义、恐怖主义、宗教和种族偏见，却严重梗阻了其进程。正当全球化培植互惠互利的国际交易前景之际，恃强凌弱之加剧又见端倪。
我们有理由发问：“世界是否会被强权国家或企业操控而进一步加大贫富之间的鸿沟？”“我们的文化资产，我们对新世界秩序的潜在贡献，是否会被西方嚣噪的物质主义消费至上所扼杀？”“战争的周而复始能否终止？”“在环境破坏封杀了发展的可能之前，我们能否醒悟过来？”“我们真的是处在新纪元的黎明，还是全球灾难的边缘？”
“无论前景如何惊心动魄，目前的行为模式都不会激发人们对前进过程的信心。产生这些疑问也就自然不过了：全球化究竟是要统一人类而不强求划一，抑或纯粹是要推动消费主义文化普及全球？它是给大众带来繁荣的载体，抑或仅是秉有特权的少数人其经济利益的表达？它将导致一个公正秩序的奠立，还是现存权力结构的巩固？”
阴暗面的存在，表明我们仍欠缺成熟的行为和原则，以及与我们新的“地球村”状况相应的成熟机制。世界的不平衡，显示出我们“内在的”精神发展，并未跟上我们“外在的”物质发展。
不组成群体来相互支撑，人就无法生存。和动物不同，人不能孤立地生存。没有相应的更高层次的理解、合作与互惠，就没有可能达到更高级、更复杂的组织。合作互助是社团的基本运作原则与社会生活的粘合剂：合作互助表现得越多，内在与外在生活的品质就越高。
合乎道德的知识与行为，给物质的发展标定了方向，并加以强化和保护。道德观是富于效力的；精神品质部分地构成了执行革新项目的能力，而精神教化支撑着实施项目的意志。发展的物质经纱与精神纬纱纵横交织。单以物质福利为目标的发展所带来的繁荣会更加捉摸不定，而非相反。人类是相当复杂的。回避人的精神能力，只把人看作是物质世界中的消费者，就大大局限了发展策略，阻塞了更深刻、更丰富、最终也更富能效的动力源泉。成熟意味着我们拥有潜在的“新的美德和力量，新的道德标准，新的能力”，并必须加以开发利用。阻滞该能力的发展，会进一步导致不稳定。
“我们知道，社会的前进肇发于那些将社会凝聚起来的理想和共同的信念。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有赖于发展品质和态度以助长建设性的人际互动形态，亦等量地取决于技术能力的获得。真正的繁荣——建立在和平、合作、利他、自尊、正直操行和正义之上的福祉——来源于灵性觉悟与美德之光，以及物质发现和进步。
“这些品质，诸如可信赖、怜悯、克制、忠实、慷慨、谦卑、勇气和舍己奉公，为社团生活的进步构成了无形但却是根本的基础。”
例如，美国的一群社会学家论说其国家的社会健康，因缺乏有意义的生活目标而受损：
“没有社会功用的工作，放在任何大的社会或道德背景中，本质上都是无意义的，且必然产生疏离感，金钱报酬对此仅有几分安抚。疏远以‘公民友谊’为特征的大型‘社会生态’并缺乏参与，结果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没完没了的竞争，自我中心的生活，家庭生活的气质与残酷竞争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分裂，以及注重功利的既无‘个人意义也无公民美德’的教育。
经济繁荣和技术发展并非现代化的目标，它们是帮助我们在共同生存的新层次上达到内在和外在成熟的手段。
“除非个体的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和渴望得到承认，否则发展的努力大多仍将归于失败。人类的幸福、安全和福祉，社会凝聚力，以及经济正义，并非只是物质成功的副产品。相反，它们是从物质及社会需求的满足，与个体的精神满足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中浮现出来的。
“通过将物质进步与基本的精神渴望相结合，通过个体诉诸那些普世的价值观而有能于超越狭窄的私己利益，便可赋能世界众民，而将高洁的理想和原则转化为建设性的、持续的行动，以谋求其自身的福祉及其社团的改善。
“因而，一个谋求促进全球繁荣的发展范例，在顾及这星球上列邦列民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性的同时，必须把个人与社会的精神和物质本性都考虑进来。”
“这空前的经济危机，连同其所催化的社会崩溃，反映出人性的概念本身存在着深刻的谬误。因为主流体制的鼓励机制，不但未充分引发人类的回应，而且一面对世界大事就显得无关痛痒。我们看到，除非为社会的发展找到一种意义，远不止是单纯的物质条件的改善，否则就连物质改善的目标也无法实现。这种意义必须在生命和动力的精神维度中找寻，且须超越变化无常的经济景象，以及‘发达社会’与‘发展中社会’的人为分野。”
“…除非一个民族的道德品格，还有其头脑和天资都得到教育，否则文明便无牢靠根基。”
中国的贤哲也认同，若无正直和正义的滋养，精神活力——‘气’将馁败。并且，获滋养之气可弥满内外世界之间、“天地”之间的差距。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1921-22年间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对于良好品格的重要性及其与发展的关系，亦有类似的强调。
“…我们对世上可以促成人类进步的力量加以检视便会发现，现代文明极其有赖于教育和科学：协同行动的能力取决于平等的原则与服务的精神；在政治、财务与行业关系中谐调合作的才能必然基于诚实无私之美德…。故理所当然，任谁无知，无能合作，不愿无私服务，同时又喜好压迫良弱，而畏伏于强恶以谋一己私利，这样的人很可能在人类进步前行时退却落后。”（意译）
若把阴暗面视为我们向集体成熟过渡之动荡期的一部分，并非是我们固有本性的表达，而是我们尚欠成熟的成长阶段的体现，我们对全球化过程的信心就会增加。
“在过去浩瀚的历史进程中，偏见、战争和剥削曾是不成熟阶段的表现，而人类今日所经历的无可避免的骚动，标志着人类正在进入集体的成年——坦率承认这一点，不应成为绝望的理由，而应该是承担建设和平世界这一恢弘大业的先决条件。”
如果我们的信心足够深入，我们就会乐于找寻我们集体成年期所需的“新的美德和力量，新的道德标准，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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