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1937年至1941年的上海银行公会<br> 第一章 银行公会的内部变化<br> 上海银行公会自1918年成立以来,决策及执行体制几经变化,先后实行董事制、临时委员制、委员制。但过去学术界对抗战前期的该会内部情况缺乏研究。抗战前期,该会仍沿用委员制。人事及决策体制方面也有变化。在吸纳会员银行方面,1939年后基本上依照入会标准,逐步吸收数家华商银行加入公会,成为会员银行。在公会及会员银行制度建设方面,首先采取辅助国民政府推行抗日金融法规的策略,不断督促会员银行等遵循;同时,除沿用原修订的公会章程、业规外,还广泛征询会员行及银行学会意见,为政府当局制订战时金融政策、法规提供建议,组织、修订或制定有关银行业业务制度等。上海银行公会在1941年底以前采取各项措施以维持公会的运作,以最终维护银行业的利益。当然,在抗战初期上海银行公会首先面临的还是人事及决策问题。<br> 第一节 人事及会员行的变动<br> 一、“八一三”事变后的人事调整<br> 在决策及执行体制方面,自上海银行公会1918年成立至1927年,实行董事制,先后共五届。中国银行宋汉章、浙江兴业银行盛竹书、盐业银行倪远甫等银行界知名人士先后担任会长。1927年初,鉴于国内及上海局势的变化,决定改董事制为临时委员制。1929年,上海银行公会借用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名称,实行委员制,除最高决策机构为会员大会外,新设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管理日常会务。1931年,上海银行公会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法》及实施细则进行改组,但仍延用委员制。1933年起,陈光甫开始担任上海银行公会主席。1935年6月28日,上海银行公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上,再度推选陈光甫为该会主席。<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