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其内容可概括为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政府开支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实行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控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华盛顿共识”的实质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根深蒂固。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金融家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强调只有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力量，才能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繁荣。格氏在《动荡年代》一书中认为，市场的力量可以奖优罚劣，“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受这种思想影响，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放松了对金融创新的管制。美国国会在1980年至1982年立法解除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后，1999年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大部分条款，结束了分业经营的局面，拆除了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导致风险在两个体系之间可以蔓延和传递，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隐患。金融机构在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不断研发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透明度低的金融衍生品，无节制放大杠杆效应，信用风险和监管责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监管几乎处于失控状态，问题最终在某个环节爆发，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危机。这场危机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正如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所言：“这场危机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监管，市场很可能失去控制。”要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单纯作一些修修补补的改革无济于事，必须从危机的根源人手，对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核心进行彻底变革，从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减少市场的道德风险，以更有效地实现政府监管和市场力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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