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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张票证，一个时代，一段历史！ 　　一部全面详尽记录票证和人民币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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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明远，著名人文学者、诗人。主要著作有：《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1980），《语言学和现代科学》（1982），《北京的生活》（1984），《劫后诗存》（1988），《无价的爱情》（1992），《新潮》、《两代丹青》（1998），《文化人与钱》（2001），《文化人的经济生活》（2005），《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2006），《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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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以票证的办法管理着人民的生活，吃饭有饭票，穿衣有布票，缝纫机有缝纫机购买证，华侨有侨汇券，票证细致到分糖票、油票、肉票、糕点票、面粉票，甚至豆浆油条票。名目复杂的票证浓缩了建国后的经济生活，它们身上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痕迹，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有着独特的文化含量。作者以平实恳切的笔调为我们讲述了蕴涵在其中的真实与沧桑，借着这些票证，复原了一段国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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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粮票的故事 　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吃饭以粮食为主，菜为辅。所以粮食又称为“主食”，“下饭”的小菜、肉蛋等统称为“副食”。几千年来，货币（铜钱和银两）的价值是以折合多少“米”来衡量的。“民以食为天”，可见粮食在老百姓生活里的首要意义。 　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粮票历史，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饭票、米票；抗战和内战期间，根据地的政府机关租官兵实行粮食供给制，粮票的发行与分类管理逐步细致严密，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粮票发行管理提供了经验。 　 1950年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国内和朝鲜战场上都实行粮食供给制，并印发了大量军用粮票，比较正规化。这些“军事共产主义”的粮票、米票、饭票，跟后来的票证制度，基本上一脉相承。 　粮票，是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作为调节供需的手段、购买粮食的凭证，在新中国初期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我国粮票所实现的乃是一种粮价补贴。城镇居民凭粮票买粮，享受国家计划价格，但这个价格低于国家的收购价格，其差额由国家财政来补贴，因而是一种暗补。它成了指令性计划体制下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后来，指令性计划经济统治下的票证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终于不得不改变并最后消亡。 　　粮票概述 各地（如西南大区）的当地临时性粮票最早始于1950年，北京市面粉票始于1953年。 1953年10月19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按照苏联模式，全面开展了对农村粮食、油料、棉花的“统购统销”；在城市实行“定量供应”制度，采取划片、定点、凭证供应办法。11月23日，政务院正式发布《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私营粮商，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一律不准私自经营粮食”；“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 1953年11月1日，北京开始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印发的面粉购买证成为北京城镇居民使用的最早的粮票。1953年12月，上海县等地区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对城镇居民口粮和工商行业及事业单位用粮，采取民主评议协商，核定粮数，凭证购粮。又如浙江定额粮票是一般居民使用的口粮粮票，由省粮食厅于1953年12月开始印发。 第二年，即1954年3月，我国开始实行食油定量制度。 1954年9月，各省市正式发放布票，即“棉布购买票”。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同年9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的名义印制的1955年版的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使用，同时印发油票；1957年7月开始印发肉票；等等。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我国城镇一直实行配给制，基本生活用品如每人每月20-30斤粮食（粗粮和少量细粮）、半斤或几两油、一斤或半斤肉、每年几尺布等，都凭户口供应本分栏记录，发给票证，配给到每户人家。 一直到1993年5月，北京市才最后取消粮票、油票、肉票、蛋票等票证及购粮本、副食本。此后虽然有局部的余波洄流，但是票证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票证时代，居民的钱包里还必须装有粮票。地方粮票仅仅限于当地专用，不能越境；出远门需出具证明兑换全国粮票或省级粮票（限于本省境内）。所以，全国（通用）粮票是人们出门在外的通行证，没有它寸步难行。 　　粮食定量与城镇户口挂钩 实行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粮食的办法，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挂钩，这是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配套手段。 公安户籍部门，把国家供应粮油的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在那个年代，城镇居民称粮票为“第二人民币”，没有它就要饿肚子，若要出门更是寸步难行。 粮票的发放，凭派出所户籍办公室管理的户口登记簿，到居民委员会申办粮食供应本，按月（或按季度）在户口所在的粮店领取。 1954年，城镇居民口粮依据职业工种、年龄、性别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每月定粮的数量、粗粮和细大米和面粉的比例。上海地区的等级为：特殊重体力劳动者45-53斤、重体力劳动者35—44斤、轻体力劳动者26—34斤、脑力劳动者24-29斤、大中学生26—35斤、一般居民和10岁以上少年儿童25斤、6—10岁者20斤、3—6岁者13斤，不满3岁者7斤。 又一种说法，城镇粮食定量为：居民23斤左右（少年儿童相应减少）、干部26-30斤、中学生32斤（凭入学通知），女性比男性略少些；特殊工种（如炼钢工人、搬运工人）基本口粮加工种粮定量可达45斤，煤矿工人最高定量57斤。 特别要说明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民的饮食习惯是一日三餐以主食（北方人爱吃面食及杂粮、南方人爱吃大米）为主、菜食为辅（所以叫做“副食”）；而副食又主要为植物性的菜肴，较少吃肉食。因此，“粮”在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中最为重要，通常说：一顿饭量吃了“几两”（面食、米饭、饼或粥）。这种习惯到90年代有所改变。 在居委会组织管理下的各家各户，必须凭购粮本和粮票到指定的粮店买粮。 　　卷面、切面、米粉、年糕等粮食制品凭粮票购买。 　　1960年起，进饭馆吃饭都必须交纳当地粮票。1961年夏天，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就写信函告诉吴宓：“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见《国学大师陈寅恪》1996年版） 在严密的户籍制度基础上，官营商业体系凭借对资源的独占，通过票证发放几乎能把所有社会成员牢牢控制住，谁也离不开它们。据说“文革”中期的1971年9月，一位公社干部得知林彪叛逃的消息后，直嚷道：“龟孙子，不发给你全国粮票，看你能跑到哪里去！”这虽是戏言，但也可显示粮票在整个社会的垄断地位。 1967年到1974年发放的粮票也充满政治色彩，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必须把粮食抓紧”等）为装饰图案的主要内容。有人说，如果说毛主席像章是人们佩在胸前的革命牌牌，那么各种票证则是藏在家里最重要的活命牌牌。 但是几十年间农民种粮却分不到正式的粮票，只能在交购公粮以后吃剩下的余粮，种啥吃啥。城镇人（非农业户口）发给油票；农村人要用油炒菜，只能靠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种蓖麻子、黄豆、芝麻换油吃。 1993年宣布废除购货本、票证以后，城镇户籍制度仍然存在。长期以来，“农转非”（将自己从农业户转成非农业户口）成了广大农民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只有靠两个途径：（1）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寒窗十七年大学毕业后，当上干部，力争在城镇分配工作；（2）参军几年后争取入党提干，然后力争成为转业军人。农民要想离开农村变成城镇户口，真是难于上青天。 　　第一套面粉购买证 史载：“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1955年11月正式在全国使用粮票。”但有第一手证据表明在这以前，各地已经开始使用地方粮票。 　我见到票证收藏家的藏品里面，有一种“北京1953年12月面粉购买证2斤”，这说明至少在1953年，首都北京已实行粮食计划凭证供应了。 　这张北京市人民政府粮食局发放的面粉购买证号码为“3298424”，可见当时发放的数量很多，遍及全市。又竖印四行字：“当月有效，过期作废，凭证购买，遗失不补。”可见当时按月发放，凭票证到粮店购买。这已经具备了正式票证的全部特点。 　据我调查的详情如下： 　1953年6月，北京市区由于小麦未能按计划调入，而当时北京市面粉价格又明显低于邻区，致使面粉外流严重、库存锐减，一度仅存8万多担，连维持本市三天的销量都不够。为了稳定首都市场，中央政府从西安紧急调拨一部分原计划供应抗美援朝的面粉进北京。 第三季度的局势更加严峻，这3个月内小麦销量已达粮食部原计划供应全年总数的44％，为此，北京市委于1953年10月12日向中央和华北局上报了《关于实行面粉计划供应的初步意见》的请示文，10月31日经中央批准，颁布了《北京市面粉计划供应实施办法》。 这项办法规定，北京市居民每人每月一律暂供应面粉8市斤，国家机关及企事业职工每人每月12市斤，铁路职工及部分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16市斤等（其余购买小米、玉米面等杂粮解决）。于是便诞生了第一套面粉购买证，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颁发的第一套粮票。此后面粉票称为“细粮票”，其他称为“粗粮票”。 这套面粉票共计四枚一套，竖版，面额分别为2市斤、4市斤、8市斤和10市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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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和人民币的故事（代序） 粮票的故事 粮票概述 粮食定量与城镇户口挂钩 第一套面粉购买证 计划供应的全国粮票 粮票的地区差别和种类 粮票的版面 管理票证的专门工作 农村的口粮怎么办？ 粮票——命根子 “骄傲的全国粮票” 上海市最早发给票证的回忆 配给定量的波动起伏 农村口粮安排 农村非产粮区的粮食供应 粮票实在是命根子 难忘师生情 没有粮票就没有奶水 1959年：形势一片大好，肚子咕咕叫 1960年：中共中央指示压低口粮标准 揣着粮票游长江 灾害饥荒时期的粮食 童年时记忆最深的是挨饿！ 一斤粮票的悲喜剧 大家都吃不饱 穷困的见证 黑市粮票：痛心的记忆 支援老家的全国粮票 农林学院的伙食 大学同学的无奈 糕点票、就餐券 1961年：高价糕点、糖果、饮食 斤斤计较着粮票 1962年：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一顿饭9分钱外加4两粮票 1965年：春节特供票 周恩来家宴：各人自带粮票 1964年：最大的心愿是“积攒粮票” 1965年：40斤粮票一条人命 农民向城镇换取粮票 插队知青的粮票 农村青年和粮票 油票、肉票的故事 多少年油水不足 农村用油少得可怜！ 城镇油票定量不断减少 上海人心目中的油票 食用油限量供应 天津油票附麻酱票 油票的最小面额 一滴泪珠似的素油 猪肉计划供应 最早的肉票 年夜饭吃肉 猪肉佬、弥勒佛 有肉票也买不到肉 团圆饭 农村奖售肉票和奖励票证 北京人的肉票 上世纪70年代上海肉票供应 肉票的反复 布票的故事 布票概述 起初布票还不算困难 打折布票的危机 上世纪60年代布票严重紧缺 布票的种类 布票定量减半又减半 全家人的布票 抹不掉的记忆 唯一的新衣舍不得穿 模范标兵邢燕子结婚的布票 借布票结婚 对农村的奖励布票 棉花票 1厘米布票、手帕券 补丁盖补丁 假领与脖套 梦中的人遣棉衬衣 一件学生服 裤子的窘困 旧货店“翻行头” 布票比钱重要 工业券的故事 又增加日用工业品购货券 中山装，要10张工业券 上海市发放工业券的情况 鞋类凭工业券限量供应 70年代——工业券的全盛时期 结婚专用票证 买自行车用工业券 买辆“大金鹿”用50张工业券 买缝纫机用工业券 买名牌手表要60张工业券 照相机、收音机 电唱机也凭工业券 购货本的故事 购货本的雏形：供给转移证 购货本跟城镇户口配套 项目不断增加的购货本 票和本儿的异同 1959年票证增加到12种 香烟限量供应 火柴限量供应 食糖限量供应 蔬菜限量供应 豆制品、粉制品限量供应 肥皂限量供应 1960年购货本，凭票证供应商品30种以上 就餐券 糕点券 1961年凭票、本供应副食品50种、商品156种 梁晓声回忆购货本 依靠购货本“找对象” 高档糖果 天津1962年的工业品购货证 1963年购货本和春节菜单 上海市的春节特供 1964年北京春节购货本 丢了购货本就如同丢了性命 通货膨胀、商品紧缺的难关 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不断上涨 严重的通货膨胀 对于国家干部和高知的照顾 1960-1965年的高价商品出台 高价商品的扩大 高价商品略微降价 高价政策的历史作用 “文革”期间的票证 哪堪回首百种票券 人均贫困线降到7元 粮食价格继续上涨 “文革”中的粮票 一般市民对粮票的珍惜 街上的饭店和单位里的食堂 上世纪70年代：攒了粮票娶媳妇 粮票的力量 窝头票、大粪票 布票上的标语口号 “不爱红装爱武装” 市场畸形，充满政治色彩 寒冬的棉裤 一件红花格子衣服 上海的“文革”服装 劳保手套编成线衣 北国寒冬说布票 旧事重提7尺布票 因为布票打成“反革命” 不要布票的自制裤 农民的布 “文革”中的购贷本和“号号票” 每家必须珍藏购货本 “文革”后期的大户、小户 知青供应券 购货本上的白糖 春节的稀罕物——瓜子儿 油盐酱醋都要写本儿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九十号！ “号号票” 票证歌 难以挽回的巨额损失 侨汇券的故事 什么是侨汇券？ 国务院关于贯彻保护华侨政策的命令 制定侨汇物资供应政策 华侨商店和凭侨汇证供应物资 早期“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 侨汇物资供应票（证、券） “文革”前福建省的侨汇券 “文革”前广州市的华侨商店和侨汇券 “文革”大字报猛批侨汇券 1978年恢复侨汇物资供应办法 关于做好侨汇工作扭转侨汇下降的通知 广东佛山的侨汇券 “文革”后广东华侨商店复业 “文革”后收取侨汇券的标准 瞻家侨汇商品的优待价格 北京华侨商店再三优惠 上海的华侨商店 倒卖侨汇券的故事 侨汇券藏名酒 山东省的侨汇业务 山西省的侨汇业务 侨汇券善后工作 票证的社会影响 票证制度下的社会心态 统购统销与票证制度的怪圈 商业厅干部的苦恼 市场一大奇观——排队 年关的突击抢购 烟民们牢骚满腹 闻风排队抢购棉布 票证成了代价券 买卖布票的历史记录 “票证时代”的街头交易 倒卖票证的专业户 自由市场收粮票 票贩子——票证的倒爷发了财 工业品票证更值钱 对于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的票证照顾 65种票证全方位地支配生活 广东率先打破僵局 首次免收布票、棉絮票 80年代中期仍然使用票证 1993年：票证退出历史舞台 局部的余波微澜 人民币和外汇的故事 老人民币时期 新人民币时期 新中国的外汇和外汇券 进入小康社会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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