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鹤年堂药铺
鹤年堂药铺原坐落在宣武门外菜市口，铁门南口以西，路北。
世上传言，也可能是商家自己编造的，说黑字金底的鹤年堂牌匾是明代奸相严嵩府内花园中一个厅堂的匾额。严嵩丢官被抄家后，商家把这块匾弄了来，就做了自己药铺的字号了。由此说明，鹤年堂是明代嘉靖末年开业的买卖，也说明鹤年堂牌匾来历不凡。
多少年来，鹤年堂的字号驰名京师，老北京都说：“买成药，丸、散、膏、丹，请到同仁堂；抓汤药，还是鹤年堂讲究。”“汤药”就是汤剂饮片，中草药。鹤年堂的汤剂饮片，一是采购地道的真材料，一是炮制认真，严格遵循古法，所以，鹤年堂的汤剂饮片，只要大夫处方合理，疗效准高。还有就是鹤年堂的货全，别家药铺没有的，鹤年堂有。
在清末，发生过这样一件故事：光绪二十五年（1899），金石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偶患疟疾，病得很厉害。请来大夫开了处方，其中有味药叫“龙骨”。这味药到处找都没有。有人说，到宣武门外菜市口鹤年堂药铺一定能找到。家里人从鹤年堂将药抓回来后，王懿荣打开药包查看，无意中发现“龙骨”上刻着类似篆文的文字，他惊喜非常。因为王懿荣对中国古文字很有研究，他认为“龙骨”上的道道划划都有一定的规律，很像一种古文字。他为弄个究竟，就派人去鹤年堂将这种“龙骨”全买了回来。经他一块“龙骨”一块“龙骨”地仔细对比，他断定这不是什么“龙骨”，而是古人在龟甲兽骨上刻的一种文字。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原来这些“龙骨”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耕地时，从地里耕出来的。一些商人收了去当“龙骨”卖给了药铺。如果王懿荣的“龙骨”真是从鹤年堂买去的，这也应算鹤年堂的一大贡献。
鹤年堂除菜市口总店外，还在东安市场、西单北大街和陕西西安各开一个分店。1956年，总店和分店（除西安分店于1951年停业外）各自参加了公私合营。“十年动乱”时，总店改名“人民药店”，后又改称“菜市
口药店”。“十年动乱”结束后，恢复了“鹤年堂”老字号。
二 驰名全国的同仁堂药店
前门外大栅栏里路南的同仁堂药店，是个有300多年历史、驰名全国的老店铺。它的原名叫“同仁堂乐家老铺”，开业于清朝康熙八年（1699），多少年来，该店经营的中草药和丸、散、膏、丹等各种中成药，以选料真实、炮制讲究、药味齐全著称于世。同仁堂营业经久不衰，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信誉。
（一）
同仁堂药店的创办人姓乐，原籍浙江宁波府，在明朝永乐年间来北京落户。最初，以摇串铃走街串巷行医、卖小药维持生活。到了清朝初年乐尊育时，进了清宫的太医院，当了一名吏目的小官，这就为将来乐家的发迹提供了条件，乐尊育的儿子乐梧岗本想通过读书、科举走入仕途，但都无成。没办法只好继承父业经商，在前门外大栅栏内开办了同仁堂药店。同仁堂是个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的药店，作坊就设在离大栅栏不远的打磨厂以南的新开路里。当时同仁堂乐氏住宅也在这里。由于经营有方，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同仁堂药店已初具规模；但是，同仁堂的更大发展，还是在雍正年间（1723～1735）从它为清官御药房供应供奉开始。同仁堂有了这个靠山，做了“皇商”，不仅在社会上提高了声望，而且获得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凡是宫内订的货，交货就可领货款。同仁堂最初供奉御药房的都是生药材，后来，由于同仁堂炮制的中成药，配方合理，质量好，疗效高，宫内御药房也令同仁堂派人进宫帮助制药。在为御药房做供奉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件事：当年做御药房供奉的有个育宁堂药店，由于它的字号的“宁”字犯了“皇忌”而停止了该店的供奉。有人说，这件事发生在清咸丰时，因为咸丰皇帝叫“奕詝”。可是，我们查奕詝的“泞”发（贮）的音；奕詝的父亲道光的名字“曼宁”的“宁”不管发音和字形、笔画都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件事应发生在道光年间。当时药店的“清宁丸”改叫“清麟丸”，“二母宁嗽丸”改叫“二母安嗽丸”。御药房停止了育宁堂药店的供奉后，同仁堂在御药房中的地位更加强了。正由于同仁堂和清官御药房有关系，使得它在同行和广大群众中身价倍增，这是它兴旺发达的一个主要条件。
（二）
多少年来，同仁堂的中草药品种齐全，加工细，炮制的中成药疗效高，深受广大患者的称颂。其中的牛黄清心丸、再造丸、活络丹、女金丹、安宫牛黄丸、虎骨酒等，尤为著名。这些中成药不仅行销全国各地，而且远销东南亚各国。
同仁堂的中成药之所以疗效高声名远扬，主要是因为配方合理、用料考究、炮制一丝不苟。过去，同仁堂生产的四百多种中成药配方，大部分都是经过多次试验，因之，配方合理，剂量合适，疗效高。同仁堂的配方与其他各家不同，独具特色。
在进货方面，清代后期，北京有天汇、天成、隆盛、汇丰四大药行。这四大药行都和同仁堂交买卖，而且都是先用货，后付款。同仁堂是药行中的大户，用货量大，四大药行都是尽先由同仁堂选用。在河北安国县的全国最大的药材市场上，每次开市时，大多数药商都要等同仁堂来人后才开市。因为同仁堂在市场上收量多，出价高，所以同仁堂可以先挑选，而且都选好药材。另外有些贵重药材，同仁堂都是派专人去出产地选购。像大山参、鹿茸等，就去营口药市采购，麝香就去河南挑选。中成药的炮制是重要的一环，同仁堂在炮制方面，一贯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像炮制紫雪时，古法要用金锅银铲，可是同仁堂没有金锅，他们就收集乐家内眷的金首饰一百两，放在锅中煮。炮制时，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的必晒，该霜冻的必霜冻，绝不偷工。有的成药制成后，不能马上就出售，还要存放一段时间，因为有些药燥气盛，存放的时间越久，燥气越少，药味就越纯，药效也就越高。如虎骨酒要在缸里存两年再卖，再造丸要密封好，存一年卖。这种做法，不仅积压成本，而且还要多占用设备及库房，小药铺没条件这样做，只能现制现卖，自然疗效无法与同仁堂比。
（三）
同仁堂的店名，不仅上层社会人人皆知，就连北京的下层劳动大众也都知其名。
清代，北京城里每年二月要掏沟一次。掏沟时，全城臭气熏天，污泥堆积，行人不便，尤其夜里更是不便。每年掏沟时，同仁堂都在掏沟的地方挂灯为行人指路。天黑以后，红纱灯上写有“同仁堂”三字，大大方便了夜间的行人。实际上，这种挂灯也是一种广告宣传。北京是全国的都城，会试在北京举行。北京又是顺天府所在地，因之，乡试也在北京举行。每届乡试和会试时，各地应试之人云集北京。同仁堂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广告宣传，派人去各省会馆及应试人的住所，赠送些助消化、防伤风感冒、祛水土不服的平安小药。虽然花了一笔钱，但却通过应试之人，把“同仁堂”三个字传到全国各地去。同仁堂还利用社会救济慈善事业进行广告宣传。旧北京无职业劳苦大众很多，冬天，北风呼啸，穷人身上无衣，肚中无食；同仁堂设粥场，舍棉衣。夏天，暑热难熬，同仁堂施暑药，帮助穷人度过炎热的夏天。在旧中国，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死时都要弄口棺材埋葬，当时富人买口杉木或柏木的棺材容易，可是穷人弄口薄皮棺材也不容易。同仁堂施舍棺材，只要有证明，有人介绍，就可到乐家找管事的，开个条子，到指定的棺材铺领口薄皮棺材。这些社会慈善事业，不仅使那些得到同仁堂好处的人称赞，就是其他人也齐声赞扬。
关于同仁堂在维护民族利益方面有这样一件事：事情发生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的大商人知道同仁堂是个很有影响的大买卖，便想控制同仁堂。他们派人同乐家联系，要在同仁堂入股。当时负责同仁堂事务的是乐达义，他为人耿直，很有正义感，拒绝了日本人在同仁堂入股的打算。乐达义找当时北平的大汉奸王荫泰，请他帮助推脱。乐达义花了很多钱，才解决了这件事，避免了日本人乘机混进来。
（四）
清朝末年，同仁堂乐家有所谓四大房，即乐孟繁、乐仲繁、乐叔繁、乐季繁弟兄四人。这四大房共管同仁堂的事务，规定每房从同仁堂提取1万两银子，还允许各房可以在同仁堂寄卖自房所谓秘方药丸。当时同仁堂的职工，大多非亲即友，也随之分为四个派别。这些职工在推销药品时，也都尽力向顾客介绍他们的依附者及寄卖的药品。这种寄卖制损害了同仁堂的公共利益，而且造成店铺里的混乱，给同仁堂的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后来，乐家四大房共同商议，决定取消寄卖制，各房在外边各立门户，开药铺，以维护各房的利益。他们商定，各房在外边开药铺，只能用“乐家老铺”的招牌，而不能用“同仁堂”的招牌。1921年，乐孟繁这房开了宏仁堂药店，乐仲繁这房开了颐龄堂药店，乐叔繁这房开了宏济堂药店，乐季繁这房开了达仁堂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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