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行走山西觅常家
第一章 山西、山西人
山西，一个多山的内地省份，70％以上面积都是山地，以位居太行山以西而得名。
远在旧石器时代，山西就有人类活动。从旧石器时代的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匹河文化，至襄汾县“丁村人”文化遗址，证实了人类在山西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延续。早在10万年前，汾河流域一带不仅有古人类繁衍生息，而且形成了早期的原始氏族，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旧传“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运城）”，由此可证，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代，晋南一带是部落主要的活动区域。周王朝时被封为晋地，山西简称由此得名。三家分晋之后，属赵、韩、魏。秦统一后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云中、代等郡，初步形成以黄土高原东部为区域的行政区划。以后，汉为并州，唐为河东道，宋为河东路，辽属西京道，元属中书省，明置山西布政司，至清始定名为山西省。
政区名称及域界虽数次变革，但划界却久已形成，即西南以黄河为界，向东则以太行山分割。成为中国北方经济、政治、民风、民俗方面相对独立的地域。
中国历史是多民族文化交会而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对峙便是其中之一。
从秦时的匈奴起一直到清初，这种对峙除了少数年份能和睦相处外，多数情况下则以战争为最后的解决方式。山西处在北部边陲，数千年来一直是民族矛盾的前沿地带，自然成为战争多发的区域。历史上各朝所修筑的长城，在山西境内总会找到其中一段，而雄关险隘之多也为全国之最。
战争对于交战的双方来说，胜者为王败者寇，意味着双方土地、人口、财富的占有和丧失。对于经历战火的人民，却是遭遇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据有关专家统计，从秦初到清末，平均每30多年，山西境内便会有一场战事，尽管规模不等，破坏力也不尽相同，但战争结束后所带来的满目疮痍却毫无二致。
然而生命并不因战乱而停息，繁衍并不因灾难而结束，战争间隙就是重建家园、重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城镇、村庄的过程。遥远的祖训和眼前的现实，使多数山西人明白，他们不可能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乐园，只能在不断的破坏一建设中争取相对的安适。历史和现实孕育了山西人顽强不屈的地域性格。山西农民，特别是山区农民，其吃苦精神是少有的。他们在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以分散零星的土地获得一次次丰收，使之成为中国北方一个杂粮省份。即以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小米加步枪”而言，那长长的米袋里，至少有一半小米出自山西。
频发的战火，锤炼了山西人不畏艰难、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树立了威武不屈、敢于扶正匡邪的品质。早在1000多年以前就已遍传欧美，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悲剧”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发生在山西。故事讲述了为救忠良之后，8位地位悬殊、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的仁人志士，不约而同地做出了“慷慨轻生、刚毅任侠”的选择，最终战胜邪恶。与之同代的另一位贤士介之推，曾随年轻时的晋文公重耳长期流亡，累有功勋，但在文公登位之时却隐身而退。宁遭火焚而不愿出山。足见山西人重义扶弱，不计个人得失的传统古已有之。
山西人性格中的另一特点是包容。前已谈及，这块土地上历经无数次战争，有一部分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发生的，山西则往往处于战争的前沿。而这种以侵占掠夺为目的的争斗，却无形中改变了民族问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增进了相互了解，进而取长补短。
这里不仅有游牧民族向农耕文明的学习和迈进，也有汉民族吸纳其他民族优点的事例。战事频发的战国时代，统治山西的赵武灵王，在观察了胡人的军事装备之后，大胆进行了改革。令军士卸铠甲，穿袍装，骑马射箭，使原来贫弱的赵国变成七雄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史称“胡服骑射”。
战争的另一影响是人口的迁徙。这种迁徙或是一方实力强大，足以造成震慑；或因某一方内部冲突、分裂，这种变数在历史上也不鲜见。如东汉时北方的匈奴部族便分南北二部，以后北匈奴大抵西迁，以扩大其游牧范围。而南匈奴则依附东汉，还帮助抗击北匈奴进犯。张捷夫《山西历史札记》中谈到：“匈奴久居塞内，长期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增多，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七月，而匈奴单于呼厨泉入朝的时候，曹操把他留在邺城，而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监国仍居平阳，同时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分居并州诸郡：左部一万余落（户），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汾阳市）；右部六千余落，居于祁县；南部三千余落，居于蒲子县（今隰县）；北部四千余落，居于新兴县（今忻州）；中部六千余落，居于大陵县（今文水）。”
这一次迁民几乎可以说是遍及全省了，粗看似属于政府之举，而客观上则反映出广大南匈奴人向农耕文明靠拢的强烈愿望。
在山西历史上，这种自觉自愿的迁徙虽然也有，但更多的则是由战乱引发的人口变动。东汉三国以后，中国北方进入一个混乱的时期。随着晋政权的被迫南迁，开始了“五胡乱华”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游牧部落进入山西。由于战争掠夺的原因，汉民族和他们总是处在一种对峙中，屠杀、压迫、掠夺是征服者的一贯暴行，而被压迫者的反抗也不时发生。再加上少数民族内部矛盾，政权更迭，几经辗转，最后由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
北魏之所以能够强盛一时，是与其统治者能审时度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关。特别是其领袖魏孝文帝，更是这一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和统治者。
拓跋氏属于鲜卑族，是匈奴人的一支，因其国内有鲜卑山而得名。多年来一直游牧在内外蒙古草原一带，后族力日强，趁秦王符坚南征失败，国内大乱之际，进兵取代。后不断平定一些小国，扩大疆土，占有从东海到甘肃河西走廊一带，西南占有今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的一部分。
为了尽量弥合战争带来的民族间的仇恨，增进民族间的团结、融合，他们建都平城（今大同），并以其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改革措施，大力提倡农耕，实行均田制度，规定凡十五以上人丁均可获得耕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推行的鲜卑汉化国策，也可算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运动由魏孝文帝推向了极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姓氏。皇室方面身体力行，“魏人下诏，以为北人称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见《资治通鉴》）。上行下效，于是改姓几乎遍及全族。据《魄书》所记，所改姓氏多达一百多种。因“北人重同姓，多通谱系”（顾炎武《日知录》）。过上几代谁也难分什么种族了。
二是提倡各族间相互通婚。这也是首先由皇帝娶汉人开始，北魏约40％的皇后是汉族女子。王公、官吏以及民间通婚更是习以为常。
三是通用汉语。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北魏初定时，有些人为了攀附贵族，尝谓“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话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但是到了后来，情况大变。
“太和十有九年（495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自上而下的变革，实际是顺应了一般鲜卑军民先前“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隋书·经籍志》）的社会大趋势。
此外还有服饰的汉化。官制、官名、制官顺序的更新，以及民俗民风的倡导，终于使鲜卑这个民族名称在历史上彻底消失。
站在历史的今天，重新审视那发生在1600年前的壮举时，除了对他们肯于承认落后，全盘地、无条件地接受异族文化的决策而倍加钦佩时，随之产生的思索是：北魏的帝王，为什么独独选中山西来作为他们改革的始发点，并进而推广向所有辖区呢？
“五胡乱华”所带来的破坏是严重的，鲜卑人虽政权在握，人口又大批进入山西，但同原住民比较起来还是少数。政府希望他们能尽快融人汉民中，这方面山西人表现出了由衷的大度。他们虽然对那些破坏家园的入侵者的记恨未平，但对远道迁来的和自己一样的百姓，却不以异类相斥，他们友好地接待了这批外来者。教给他们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使其安下心来，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新居民。这种由官方推广的鲜卑汉化进程，从史书上看，在山西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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