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是一部关于中国商人道德的深度谈话录。两位作者通过对话的形式，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商业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深入探讨了民营企业的沉浮成败，并着重对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反思。两位作者站在儒商道德的高度，直面商人“义和利”的矛盾，试图从东方的儒家思想体系中为商人道德的缺失做出诊断；也为商业发展的积弊寻根溯源、问诊号脉。书中还分析了中外商业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将中国商人问题置于东西方文化的坐标系中，并提出了许多精彩建言。作者认为，通过东方儒家思想和西方商业理论的完美结合，就有可能真正实现中国商业的伟大飞跃。
　　《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极具警示价值和指导意义，是一部思考中国企业和商人问题的“巅峰之作”！

　　三十年的草创期过去了，民营企业现在进入一个理性创业阶段，而理性创业需要理性的思考。郭丽双女上和曲直先生的这部对话录，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胡德平（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
　　本书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商人置于东西方文化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分析，十分新颖而值得一读！
　　——柳传志（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全国工商联九届副主席）
　　我个人认为，本书是迄今为止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商人问题的巅峰之作，它的许多观点和提法非常具有警示意义和指导意义！
　　——尹明善（力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十届政协副主席）

　　第一日  中国商人三十年：不幸中的幸运儿
　　郭  “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这个题目是不是太大了？
　　曲  不仅有些大，还有些危险。一方面，我们的探讨可能会涉及一些敏感话题：另一方面，我们的探讨会不会陷入道德和逻辑的悖论而无力自拔？假如我们的探讨不能在学理上自圆其说，那么这个立论就是失败的。
　　郭  既然如此，我们折中一下不行吗？比如用“商人道德影响中国未来”这一提法。从一般道理讲，商人的确不能、也无法“决定”中国未来：而“影响”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一定的。
　　曲  这有些太抠字眼了。相比于“影响”，我更倾向于使用“决定”。一方面，理论越彻底越有力量；另一方面，问题不在于是“决定”还是“影响”，而在于“决定”或“影响”什么。“中国未来”有许多内涵，我们可以只讨论商人道德能够“决定”的方面。“决定”不见得一定要有“绝对决定权”，“相对决定权”也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
　　郭　什么是“绝对决定权”和“相对决定权”？我第一次听说。
　　曲  比如你自己开一家公司，你是唯一的股东，对于公司来说你有“绝对决定权”；如果是合股公司，你控股51％以上，那就有“相对决定权”了。
　　郭  你这么一说，倒是说得通，就某些方面而言，商人道德的确可以“决定中国未来”，尤其是在道德伦理建设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他们逐渐以自己特有的经济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当代中国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群体。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社会中，这一群体的社会影响力将会不断加大和提高，商人的价值观念、精神向度、文化品格等等，无疑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甚至成为建构新型社会伦理的主导力量。
　　曲  还有一个方面也不能忽视，就是目前横行于整个社会的财富崇拜。这个问题后面再做详细讨论，这里仅就财富崇拜作用于商人而谈。当今社会对于财富的崇拜是有目共睹的，它几乎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方甚至各个角落。一定程度上，商人是财富的体现者，于是财富崇拜便将社会的聚焦点集中到商人身上，这时候，商人群体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和道德取向便对全社会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比如一位受人追捧的歌星，他（她）的歌会被众多的人传唱，他（她）的演唱风格、发式、着装甚至怪癖等，也都会有人模仿效学，进而形成所谓的“时尚”。
　　郭　商人特有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力、社会对于商人的财富向往和道德期待，这三方面将商人推向一个敏感而举足轻重的位置。因而，商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认同，对于全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乃至意识形态构成，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说“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并不过分。
　　曲  “决定中国未来”有多种取向，可以是向“好”的方向，也可能是向“坏”的方向，一切取决于中国商人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认定。
　　郭　但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
　　“商人”和“商人道德”的界定
　　曲  我们的中心话题是“商人道德”，在我们正式展开探讨之前，需要对“商人道德”做一个基本的界定，免得在我们的讨论中出现概念不清的错误。
　　郭　要谈“商人道德”，需要先谈谈“商人”。较之“商人”，我更喜欢和习惯“民营企业家”这个称谓。也许是受“士农工商”  “无奸不商”观念的影响，我不太喜欢被人以“商人”相称，与我有同感的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同时，社会话语中的商人，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间，似乎总透着那么一股轻视或鄙薄的意味，这令人很不舒服。
　　曲  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国传统重农轻商思想所造成的民族性的集体无意识。我们不妨把话题扯得远一些。现在学术界有一股思潮，将中国近代的落后归罪于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进而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重农轻商思想无疑是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农业社会自然要重视农业，重农轻商思想没有错。17至18世纪，西方的重农学派同样也很盛行，从主张“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布阿吉尔贝尔，到写出古典经济学开山之作《国富论》的亚当·斯密，都有着强烈的重农思想。
　　郭　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重农是对的，但重农一定要轻商吗？如果只是在国民经济调配中对农业和商业有所轻重也还好说，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却把这一本来属于社会生产和流通领域比重调配的问题，纳入到道德审视的范畴之中，形成道德上的重农轻商，这就太令人感到郁闷了。
　　曲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后面我们专门安排时间来进行探讨，现在还把话题回到对商人的定位上。由于你刚才提到的这层缘故，所以必须首先声明，我们论题中所使用的“商人”概念，不含有任何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色彩：它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事某一特定社会职业的群体，二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和属性的社会阶层。后者的界定透露出，多数情况下，我们论题中的商人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成功商人，差不多就是你说的民营企业家。
　　郭  以前有过三个产业的划分，后来又有第四产业之说，即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我们所要讨论的商人，涵盖哪些范围？
　　曲  我们论题中的商人是一个大概念，在生产、加工、流通、服务、房地产、文化创意等各行业，拥有一定的资本规模和生产资料，拥有一定数量雇工的民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都在我们的话题之中。在这里，我排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因为这些企业的领导人不具备完全独立的经济能力，也不具备完全独立的经济品格，他们大多为政府指派，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经济领域的官方意识。
　　郭　你的意思是说，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具备商人的基本特征？
　　曲  不是说不具备商人的基本特征，而是不符合我们论题中的商人的基本特征。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我们所关注的是民营资本的人格化表现。
　　郭  好，“商人”的概念基本理清了，现在该是“商人道德”了。之前我们在电话交流中谈到过，我们论题中的商人道德，泛指商人群体的整个精神构成，包括商人的世界观、经营观、价值观、财富观、职业道德观、经济伦理观、人文关怀、文化品格、精神向度、社会责任感等，一句话，就是商人之于经营和财富之上的人生态度。
　　曲  用传统文化的语言表述，就是如何看待、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
　　郭　不错，利与义的关系，是商人道德的根本性问题。
　　曲  与商人道德相关联、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商业道德。
　　郭  就逻辑关系而言，商业道德包含商人道德，商人道德是商业道德在商人身上的某些反映和体现。除此之外，商人道德与商业道德，二者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吗？
　　曲  大致上说来，商人道德主要体现于商人意识的层面，而商业道德则重点体现于社会意识的层面。如果说商人道德的高尚能够保障商人合法经营，甚至在独善其身的同时还能够兼济社会的话；那么，商业道德的建立和维护则超出了单个乃至群体性商人的范畴，它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培育并给予支持，尤其需要一个完善的制度设计来维持。这就需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因为制度的设计和维护是政府的首要责任。
　　郭  你说得对，良好的制度设计和维护，是良好的商业道德的前提和保障；而良好的商业道德的建立和提升，则是良好的商人道德的基础和依据。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应该兼顾商业道德来谈商人道德问题。
　　曲  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道”和“德”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道”是指宇宙及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本体，它体现了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法则，这种客观规律和法则叫做“天道”；人在处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应该遵循“天道”，即按客观规律办事，这叫做“人道”；“人道”的具体应用和实践，构成所谓的“德”：“道德”合称，旨在强调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郭  基本问题廓清了，我们是不是该进入正题了？
　　不幸中的幸运儿
　　曲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现在无论官方机构还是民间学人，无论学术界还是企业界，都在对这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三十年进行回顾、总结和反思。我们第一日的话题也从这里开始，如何？
　　郭  政治、社会甚至经济方面的，我们可以从简或者从略，我们的重点是商人和商人道德，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探讨更集中，也更新颖。
　　曲  我赞成。
　　郭　那么，我们定下第一日的谈话题目：中国商人三十年。
　　曲　说起这三十年的中国商人，我总体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不幸中的幸运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先说不幸。我们知道，任何事物是要讲传统的，这在中国人的传业授艺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就说做生意，直到民国之前，要学成一个职业生意人，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然而改革开放期间的中国商人，却完全丧失了这种传统，没有师承，没有授业，没有学习和锻炼，甚至没有任何准备，几乎每一个走上经商之路的人，差不多都是仓促上阵、无师自通的。
　　郭　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到改革开放前，差不多也是三十年。这三十年里，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私有经济几乎荡然无存。这期间，全国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找不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有经不住商业诱惑而冒险进行一点商业活动的，往往也难逃“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一旦被抓住或被揭发，“投机倒把”的罪名将使他们饱受惩罚。在铲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意识形态则不断加强“洗脑”力度，彻底挖除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你是男生，可能感触不深——“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女孩穿得稍微花哨一点，甚至在头上扎个蝴蝶结，也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而遭到批判。这样一种环境下，何来商业传统和商业文化？
　　曲  自宋元明清以来，我们曾经积累起来的丰厚的商业文化传统，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思想革命和强力推行的计划经济冲击下。差不多完全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后来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商人，大多就是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三十年中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他们所受的教育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他们完全与传统割裂，他们几乎是在完全“无知”的状态下，仅仅靠自己对商业的“本能反应”开始创业之路的。就此而言，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商人。
　　郭  这当中也有例外，比如那些祖辈经商的家庭。拿我来说，我外祖父家曾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商业世家，在北京东四开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号，作为家传，我母亲、我舅舅耳濡目染，对传统商业多有知晓，有时如数家珍。在我经商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曲  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个案，你的经历不具备普遍意义。况且，我认为你无意中夸大了家族传统对你的影响。你别急，我的意思是说，传统商业文化对于你们这一代商人的创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起不了多大作用。我是研究商业史的，对传统商业了解得更多一些。由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经济体制、道德环境等诸多原因，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业与传统商业，有着本质的不同。
　　郭  你这个说法，恕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还是东方，商业的本质是相同的，这就是以交换的方式取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既然商业的本质是相通的，那么前辈的经验无疑是可以借鉴的，也必然对借鉴者的经商产生影响。现在想起来，当初我敢于由一名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下海”经商，其中就有这方面的影响。
　　曲  你说的是一般道理，而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形却是极为特殊的。首先，改革开放初期，流通渠道还不具备完全意义上市场经济的特征，也就是说。那时候人们经商，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市场供需关系上的。其次，当时实行所谓“双轨制”，同一种商品计划内和计划外之间存在巨大的价格差，当时的“商人”们，只要有关系能够搞到计划内指标，就可以赚大钱，获大利。事实上，当时发起来的一批富商，大多数是发在这个“双轨制”上的。你“下海”之前是在物资部门工作的，应当对这一情形记忆犹新。
　　郭　这确是事实。不过，这种情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三四年的时间，之后价格就逐渐放开了，“双轨制”取消，市场经济——当时叫商品经济——的氛围，越来越活跃起来。
　　曲  真正开始步入市场经济，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刚才我讲的两点，都是属于大环境方面的；现在我讲第三点，商人自身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人，在经营思想、经营理念、管理方式诸方面，可以说是完全自发式的，自创招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那时候，无论传统的还是西方的，几乎没有什么商业理论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可供人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少之又少。商人们的经营活动，只能是对于交易和获利的原始而本能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的中国商人存在先天性的营养不足。
　　郭  还有后天性的营养不良。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是由三支资本力量组成的：国有资本、国际资本和民营资本。这三种资本的身份在转型期的中国是有很大不同的：国有资本根子正，是养尊处优的“正室夫人”，垄断重要行业和重要资源：国际资本虽然是“偏房姨太”，但由于娘家实力强，来到中国后受到政策、税收等多个方面的优待，底气十足，甭说别的，外资企业的车牌都与众不同，令人望而生畏。可怜的民营资本是什么？只能称作“外室”或“小妾”了，其正式身份叫做“非公有制经济”，尊贵不及“正房夫人”，待遇不及“偏房姨太”，从事的行业是“正房夫人”丢弃不干的，上缴税款是“偏房姨太”无需考虑的，在这种双重挤迫下，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的活动空间异常狭小。

序一 中国商人的理性思考
序二 两大事件对于本书的检验
前言
第一日 中国商人三十年：不幸中的幸运儿
“商人”和“商人道德”的界定
不幸中的幸运儿
“吃螃蟹的人”：中国商人几种
三十年中，道德与财富的反差
对“财富原罪”的新理解

第二日 “我们的困惑”：财富增长与道德状况的反差
商人群体的道德觉醒
商人道德的试金石——利
民营企业的精神“大败局”
另一种制约：组织管理上的缺位
商人道德构建的组织渠道在哪里？
“泰山峰会”与“西湖论剑”的可疑之处

第三日 商道纵横谈：财自道生
商道，就是经商的哲学
商业不同称谓的不同内涵
财自道生的三大法则
怎样分苹果最合理？
“争”与“和”的对立统一
生意：和而生意
中庸的尺度

第四日 商德纵横谈：利缘义取
义，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
商人道德的特殊性
义的三层内涵：真、善、美
真：憨厚木讷者适合做老板
商人诚实的尺度和原则
热那亚商人与阿拉伯商人的区别
善：多几个罗马俱乐部
美：商人的“内圣”与“外王”
持经达变是取得人生和事业成功的不二法门

第五日 儒商伦理：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价值
孔子与儒学
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价值何在？
不可思议的教师节
东亚经济崛起的背后
商人报国
品牌经济与民族文化自信心
重温赫胥黎和拉兹洛
节俭的对立面是浪费，而不是消费
儒学复兴必须面对的四个问题
儒商伦理的三项基本原则

第六日 神圣的富裕：日本经济的成功奥秘
朱元璋为何下令从孔庙撤走孟子像
传统商业对土地和官府的双重依附
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商人
日本商务圣经：《论语与算盘》
涩泽荣一与张謇的“同路殊归”
所有成功的投资，无不出于公益的考虑
从《论语》中汲取“士魂”的营养和“商才”的智慧
《论语》与基业常青
只卖《论语》和算盘的日本小店
“向日本学习”

第七日 仰望儒商：中国商人精神突围的唯一出路
传统道德为何只对将、医、商“格外关照”？
“经济”，就是“经世济民”
李嘉诚为何重视“有节制的热情”
秤杆上的福禄寿三星
关云长是怎样“荣升”为财神爷的?
物质价值绝不等同于精神价值
商人“为谁赚钱”？
“效益主义”与“义务论”
商人道德底线：利己而不损人

第八日 时代的呼唤：民营经济的历史使命
弦高与李世民的启示意义
行贿就像私藏枪支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商人群体是一股新兴力量
知识分子需要经济独立
儒商的四个发展阶段
发展经济为什么需要文化的认同
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预言

第九日 “富不过三代定律”：如何破除魔咒
当代中国财富史处于非常敏感时期
“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富翁的“魔法”
对“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的释疑
家族企业一定与职业化管理相对立吗？
民企交接班的关键不是“传给谁”而是“传什么”
“富有”到“富贵”之间有多远
质疑“少帅班”

第十日 “5·12”地震后的反思
拍马屁的“幸福诗人”
留住最真实的“民气”
“9·11”，沉默中的震撼
“窥痛癖”与“做秀癖”
“舆论逼捐”与“道德勒索”的背后
财富英雄不会从天而降
地震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反思吗？
民营企业发展的困局何在？
“十日谈”总结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