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大抉择
实际上,首钢搬迁并非自北京奥运会开始。
上世纪70年代,时任首钢党委书记的周冠五去日本考察,看到高炉下都种着花草,工人带着白手套工作。周冠五认为首钢应以此为样本。当时很多同事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也无必要。这种想法引起了周冠五的深度思索,他意识到环境污染的压力未来一定会掣肘首钢。
进入80年代,首钢实行承包制,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但环境污染使得要求首钢限产和搬迁的呼声不绝于耳。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搬迁涉及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一个企业自身难以决策,就是国务院和北京市的领导,对此也是慎之又慎。多年来,经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反复论证,直至国家制定“十一五”发展规划,特别是借助奥运会申办成功的良好契机,首钢搬迁才终成定局。在共和国跨入新世纪的第五个年头——2005年2月18日,国务院审批通过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首钢搬迁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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