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1909年彼得·德鲁克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37年与他的德国校友多丽丝结婚，并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
　　在美国他曾担任由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的经济学者，以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公司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表彰他为非营利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慈善机构“救世军”授予德鲁克救世军最高奖项“伊万婕琳·布斯奖”。
　　他曾连续20年每月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一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共发表38篇文章，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以30余种文字出版，总销售量超过600万册。其中《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全球管理者必读经典。
　　他曾7次获得“麦肯锡奖”；2002年6月2013，获得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95岁。

　　彼得·德鲁克庞大的思想和等身的著作，统一一于他的基本价值立场，统一于对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主张。要领略德鲁克不断涌动的精神力量，必须从他的思想源头开始。工业社会三部曲：《工业人的未来》、《公司的概念》和《新社会》，使人们能够理解工业社会的本质，理解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理解工业社会的基本单元——企业及其管理的全貌。融会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高度智慧不仅提出问题，还给出答案的关键要点所揭示的很多重要趋势和思想都在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变成现实，在日本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工业社会秩序问题的四个剖析：经济冲突、管理层与工会、工厂社区、管理职能问题。工业秩序的四个基本原理：消灭贫困、联邦制管理组织、工厂社区的自治性、作为公民的工会。
　　失业问题最严重的后果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和心理性的。
　　真正能够解决就业与收入保障问题的是微观的经济主体——企业，而不是国家。

　　★《管理的实践》一书的出版使人们有可能学会如何去管理。在这之前，管理似乎只是少数天才能做的事，凡人是无法做到的。我坐下来花了些工夫，把管理变成了一门学科。本书出版后，不但在美国一炮走红，在全球各地也都非常成功，包括欧洲、拉丁美洲，尤其在日本更是备受重视。日本人认为本书的观念奠定了他们经济成功和工业发展的基石。
　　——彼得·德鲁克

　　★经典经得起时间考验，值得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历史渊源。
　　——邵明路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

　　★德鲁克先生对于管理领域的贡献并不需要我们去做注释，但是对于中国的管理者来说，他的价值却难以估量。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可以变得卓有成效；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者释放了自己的价值。
　　——陈春花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本优秀的著作就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可以陪伴人的终生。这样的著作一旦诞生，就已经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属于每个读者自己。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
　　——赵曙明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世界的管理者都应该感谢这个人，因为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和组织机构的角色，我认为彼得?德鲁克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
　　——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

　　★在所有的管理学书籍中，德鲁克的著作对我影响最深。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

　　★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非常清晰，在那些狂热追求时髦的思想的人群中独树一帜。
　　——英特尔主席安迪·格鲁夫

　　★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
　　——彼得·德鲁克

　　第一章 新社会秩序
　　192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繁荣的时期，亨利·福特正式宣布大规模生产新纪元的到来，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代表了他的思想：《机器，新的救世主》。列宁同样将技术视为“福特主义”关键组成。列宁是二十世纪初期福特的最大的崇拜者之一，他提出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电气化”，完全表明了他对这个新原则，也是他急需采用的新原理，持有一种彻底的技术化的观点。
　　早期探索时期的这种天真的乐观主义早已随风飘逝了，1929年的经济崩溃标志着它的寿终正寝。即使是那些大规模生产的反对者和批评者，自1929年以后他们一直占着上风，也是以一种机械的原则看待大规模生产的本质。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冒险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中，技术是罪魁祸首。这本书出版于经济大萧条的最低谷时期，表达了对先前雄心壮志的失望。同样，在卡雷尔·恰皮克的《罗索姆万能机器人》（R.U.R）的科幻戏剧中，技术也是罪魁祸首，这个戏剧还发明了“机器人”（Robot）一词。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技术也被描写成人类社会的敌人。无论亨利·福特的《机器，新的救世主》和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在看待技术对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是多么的迥乎不同，其实它们的本质都是相近的，它们都以技术的视角看待新的工业化革命。将工业革命的原则视为一种新的技术，一种新的机器或一种新的使用机器的方法，一种新的组织非生命的、物质性力量的方法。人们过去讨论得最多的关键议题就是：“人服从于机器”。
　　但是，如果我们切实地分析一下这个所谓的“新技术”，我们会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技术”。它也不是组织物质力量的方式。它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对福特的工作而言，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事实上，他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机械发明或发现，他所使用的所有机械都是已有的，为人们所熟悉的。只有他关于如何组织人进行工作的概念是全新的。
　　大规模生产革命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秩序巨变的一个高峰，它代表着自200多年前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秩序巨变的巅峰。在大规模生产革命中，工业主义的基本原则已完全成熟。而且，通过大规模生产革命的扩散，这些原理变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一般原理，它渗透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并为人们所广为接纳。200年前起源于技术的工业革命，在大规模生产革命中已孕育成一种社会形态。大规模生产原理不仅包含着消溶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秩序的神奇元素，它还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原理。
　　专业化与一体化
　　大规模生产的本质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概念上：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与一体化（Integration）。这两个概念描述的都是一起共同工作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眼看上去，它们都是很陈旧，为人们所熟知的原理，没有什么新鲜可言。“专业化”似乎与我们熟悉的“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没有什么不同，除了最原始的社会，人类一直都利用这种原则赖以生存。类似地，任何生产劳动，只要是依靠多于一人的生产劳动，当然艺术家的工作除外，就必须要依靠“一体化”，或不同人劳动结果的“整合”才能最终完成。
　　当我们用这两个词来描述大规模生产时，它们的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化”以某个产品为界。鞋匠一生都在做鞋，制作家具的木匠只做家具，而房子的梁、椽子等的加工则由专门的木匠完成。国际分工的经典例子是：葡萄牙气候温暖、干燥，适宜于生产葡萄酒；而英国气候潮湿、多雨，适宜于生产羊毛。这个例子经常被自由贸易理论家引用，用来说明自由贸易的好处。在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中，“专业化”活动特指某个人或某个国家专注生产最适合自身条件的某种特定产品。
　　也许有的人会争论说，你描绘的这种图景过于简单和形式化。就拿鞋匠来说，他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完成做作鞋的工作，而是和一个熟练工人和一帮学徒一起完成的。这恰恰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化”和新的“专业化”这两个概念的根本区别。鞋匠师傅可以很容易地只依靠自己一个人从头到尾把鞋做好。他这样做所花费的时间甚至不会比整个团队做出一双鞋所需要的工时多多少。熟练工也能只靠自己做出一双完整的鞋，尽管也许不是很好。学徒们可能还不会做一双完整的鞋，但他们可以花费很长时间做出一双也许是不合格的产品，因为他们是来学习关于做鞋的全盘手艺的，他们要学习做鞋的全部操作过程。当然，如果让熟练工和学徒做些简单的活，而不是让师傅从头到尾都自己做，这样，生产效率自然会高些。但是，须强调的是，他不一定非得要这样做，他完全可以依靠自己一个人完成。相对于师傅而言，熟练工和学徒只是学习者或帮助者，在工作中相互之间是从属关系，而不是协调关系。
　　与以上情况形成最强烈对比的是，在大规模生产组织中，没有人有“专门的技能”。一个人在一个制鞋工厂工作了几乎一辈子，只要经过几天的简单培训，他就能成为电气设备工厂的完全合格的工人。这种情况甚至也适用于高层管理工作。实际上，这是现代管理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认为一个能把制鞋厂管理得很好的生产副总裁，同样也能经营好一家钢丝绳厂；销售汽车经验丰富的销售总监，同样能把化工产品销售得很好。
　　建立在大规模生产原理之上的劳动组织，单个劳动者工作的单位不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项操作，甚至可能是一个动作。而产品是成千上万个操作的结果，每一项操作均由一个劳动者完成。没有任何一个操作者能单独生产出一个产品，无论他花费多少时间。只有一个组织、一个工厂才能生产出一个完整的产品。当然，只有极少数（如果存在的话）的行业或工序能达到大规模生产模式的理想状态，即每个劳动者配置到一个动作上。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新的“专业化”不是以生产出某个产品的能力为依据进行分工，而是以单个的操作或动作为依据进行分工，这才是当今组织工业化劳动的根本指导原则。
　　如果我们对这个新概念进行象征性的描述，我们就能马上明白它的社会含义。传统意义上，惬意生活的最广为人们接受、最古老的象征性形象就是一个远离尘嚣的隐者，他自己为自己做鞋子，饲养蜜蜂，自给自足。换句话说，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完全的投身于“专业化”活动的典型形象。而工业时代，惬意生活的典型形象莫过于一位隐者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操控按钮或不停的为假想的汽车安装刹车装置。这样的图景，一个人独自在旷野中操作一台高速运转的车床，也许是最令人捧腹的，但它也是对我们的工业文明最尖刻、辛辣的讽刺，这是一幅代表着彻底的绝望、彻底的空虚，最可诅咒的图景。
　　新的“工业化”概念的核心不是说工作中的技能被消除了。“技能消灭”的说法只是一种想像，而不是事实。实际上，在绝大部分行业里不需要多少技能的操作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规模生产恰恰是把众多技能高超的劳动者组织在一起，才带来效率和生产率的空前提高。而且，从另一方面看，传统社会的生产中也有很多完全不需要什么技能的作业，如给庄稼锄草，或检掉土豆叶茎上的害虫，推轮犁耕地等。
　　但是，在传统的作业中，无论它是多么的不需要技能，也是与产品的生产直接有关的。假设一个人做着丝毫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但他自己不生产产品，比如说一个农民，尽管他可能参加播种、庄稼的培植或收割的工作，但不是他自己生产粮食，那么，他就是生产产品的那个人的一个帮手而已。而在新的专业化中，没有一个人生产产品，每个人都仅局限在某项操作或某个动作上。
　　由于在现代工业的社会秩序中，没有人能单独生产产品，因此，“一体化”这个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只有当为数众多的个人所进行的操作或动作被组合在一起，并整合成一种模式时，产品才能被生产出来。正是这种模式才具有生产能力，而不是个人。现代工业要求群体性的生产组织在远见性、精确性和凝聚力方面都要远远地高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组织。
　　正是亨利·福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体化”的原创性典范，此后的所有工业企业都纷纷模仿该模式。19世纪20年代，福特在新建的红河工厂里，开创了协调工人劳动与物流的方法，他不仅使那里的八万名工人的工作以及原材料、零部件的供应在时序上衔接紧密，浑然一体，他还把这种工作的一体化、富有节奏和及时性向前推广至原材料生产及采购阶段，包括在密歇根北部的铁矿开采及在巴西的橡胶采集；向后推广至经销商的新车销售。这项计划涵盖数以百万计的工人2-3年的工作。尽管福特本身的尝试当时以失败告终——因为计划太庞大，方法还不成熟的双重原因，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当时苏联的5年计划实质上就承袭了福特的思想。在二战中，伟大的诺曼底登陆过程中，福特的思想在前所未有的人员规模、作业规模上得到运用，这次战役所涉及的人员数量、作业数量及其复杂程度都是福特本人从未尝试过的。
　　大规模生产在技术性要求方面实际上比人类以往任何一种生产系统都要高。一体化过程中需要的新技术要远远多于专业化过程中消除了的技术。然而，所需要的新技术不是手工的，也不是关于工具和材料的知识。它一方面是技术性和理论性的：如对原理及工艺过程的知识；一方面又是社会性的：如组织劳动者以合作无间的团队方式工作的技能，确保劳动者的作业速度和能力相协调的技能。总是，所需要的新“技能”是一种能看明白、理解、乃至于创造出一种生产模式的能力。很显然，从这个定义来看，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甚至是艺术性的想像力。
　　能充分说明以上这一点的典型例子是二战时期为美国海军生产舰用战斗机的故事。珍珠港事件爆发时，这种战斗机是经过测试惟一适合于太平洋作战的机型。但是，当时实际只生产了十几架该类战斗机，而且是由一家小型的飞机设计制造厂商完成的。当时，海军马上就需要数以千架该种战斗机，而不是十几架。原来的设计厂家根本不具备如此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他们甚至没有进行大批量生产的蓝图。一家大公司匆匆接手，将自己最好的工厂进行改造，配备了该公司最好的工程师、机械师和技术精湛的工人，匆匆忙忙地开始生产。然而，这家大公司一架飞机也没能生产出来。在理论工作完成之前，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这里所谓的理论工作包括：对飞机的分析；将它分解成组成部件；在将每一个组成部件细分成组件；每个组件再继续细分成单项的作业和动作；然后，再把作业整合成组件；将组件整合成部件；将部件整合成飞机。这些工作完全是纸面上的工作，最终会产出好几百吨重的设计图纸。这个工作完全是根据大生产原理展开的，在飞机专家看来，毫无价值。但是实际生产工作要由以前毫无生产飞机经验的工人来完成，所以，这项工作就是十分必要的。这项工作的进展十分缓慢，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一架飞机也没有能生产出来。但是，一旦这项工作完成了，工厂几乎能马上满负荷生产，发挥出全部生产能力。在最后一张蓝图绘制完成后的第5个星期，工厂就能以年产6000架飞机的速度进行生产了。
　　如果没有整合，不仅不可能生产出任何产品，而且每个人都会没有工作可做。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社会而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真正能促成生产的因素是一种概念，也有人更愿意称之为“全局眼光”（vision），它是一种整体性观念，是一种对完整模式的全局把握。在大规模生产模式中，没有一个人能只依靠自己生产出产品。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作业没有完成，这个模式也会变得混乱无序。整个组织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所有的生产都会因之而停止。在大规模生产模式中，没有哪项作业是“决定性”的，也没有哪一项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每项作业的本质特征，实际也就是大规模生产技术的社会秩序，是在“专业化”和“一体化”的相互作用之中、在非本质的和可替代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中、以及本质的和不可替代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中体现出来的。结果表明，大规模生产的社会秩序基本上是一种等级秩序，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等级秩序。
　　其实，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关于中世纪人们如何建筑教堂的微不足道的知识告诉我们，当时人们也是以专业化与一体化相结合的生产模式进行教堂的建筑的，这与现代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十分的相似。其他可类比的例子如：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舞蹈；剧院里的表演，一群演员按照几乎相同的原理共同完成戏剧的演出。交响乐团的演出是更加贴切的类比。
　　这些类比只是用来说明大规模生产秩序的特殊特征。部落宗教仪式中的舞者知道自己在这个仪式中只有少量的“戏份”，不可能有“重头戏”，因为重头戏要留给头领们。但是，如果他的动作和头领的动作十分的相似，他就能理解“明星人物”的作用，也就能把握全局，理解自己的动作与全局的关系了。同样，交响乐队的定音鼓手永远也不可能替代首席小提琴的角色，更不用说指挥了。但是，他必须能识乐谱，甚至还要比较熟练地识读乐谱，否则他就不能跟上节奏，及时完成自己的动作。建筑教堂“生产线”上的学徒、非熟练帮工与大工匠师傅、艺术家之间，及他们与教堂本身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相互关系。
　　在大规模生产的社会秩序中，作业与作业之间、工作位置与工作位置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专业化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对后面的工序根本没有直观的认识，甚至连一点肤浅的知识都没有。自己的工作与产品的关系更是模糊不清。只有处于顶层的少数人，拿交响乐队来做比喻，那就是指挥，能够总体把握、明白每个人的工作与整体的关系。他们心中有一个整体模式，他们理解它的秩序，掌握着整体运行的经验，有远大的全局眼光。但是，在下面具体工作的人，什么也看不到，看到的只有混乱、无序和莫名其妙。离顶层越远，你就越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秩序和目的。
　　大规模生产秩序只有依赖于“一体化”、“整合”才能达到浑然一体、高效率的境地，而一体化则需要很高程度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想像能力和智慧。它还要求组织中的每个成员的理解和支持，其程度超过任何传统社会的要求。如果说公民素质（citizenship）是指社会的个体成员在智力层面上参与到全局之中，那么公民素质在大规模生产秩序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大规模生产秩序中，公民素质也变得更难获得。
　　这种困难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局限于体力劳动者。新生的工业社会的中产阶层，包括责任心强、被雇用的低级技工、工程师、监工、会计、统计师及部门经理等，同样会发现，自己和体力劳动者一样会觉得，如何将自己的工作整合到整体之中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这个阶层是所有现代工业社会里增长最快的阶层。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个阶层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处于决定性的位置。正如一位丢弃了幻想的前苏联哲人在25年所预言的那样，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朝向一无所有者的胜利，而是朝向办公室阶层（secretariat）的胜利。然而这个阶层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如此缺乏理解，就如同操作机器的人缺乏对机器的了解一样。
　　这种“沟通的缺乏”（用了一个完全技术性的词汇，但说的却不是技术问题）是现代工业中固有的问题，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秩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确信，这个问题无法通过机械的方法加以解决，也不可能通过公众媒体、良好的意愿或演说来解决，更不可能通过现代管理的魔法——所谓的“组织图”加以解决。它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如果不能建立起畅通的“沟通”，那么，大规模生产原理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种能发挥作用的社会秩序原理。如果社会成员不能看到社会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成员总是不明白自己的工作及目的与他所处社会的目的与模式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工业社会本身就不能正常运转，甚至会难以生存。
　　……

出版说明
推荐序一（邵明路）
推荐序二（包政）
译者序
1993年版序
1962年版序
引言：工业时代的革命
第一部分 工业企业
第1章 新社会秩序
第2章 现代社会中的企业
第3章 对企业的剖析
第4章 “避免亏损”法则
第5章 更高产出法则
第6章 盈利性和业绩

第二部分 工业秩序问题剖析之一：经济冲突
第7章 真正的问题在于工资的冲突
第8章 工人对产量提高的抵制
第9章 工人对盈利的敌视

第三部分 工业秩序问题剖析之二：管理层与工会
第10章 管理层是否能够成为合法的治理机构
第11章 工会组织能否长久存在
第12章 工会需求与共同福利
第13章 工会领导者的困境
第14章 企业员工分化的忠心

第四部分 工业秩序问题剖析之三：工厂社区
第15章 个人对于地位和职责的要求
第16章 需要“管理者态度”
第17章 工作中的人
第18章 真的缺乏机会吗
第19章 沟通缺口
第20章 “投币机论”与“萧条休克症”

第五部分 工业秩序问题剖析之四：管理职能问题
第21章 管理工作的三重性
第22章 管理者为什么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23章 未来的管理者从哪里来
第24章 规模大是良好管理的障碍吗

第六部分 工业秩序原理之一：消灭贫困第25章劳动力作为资本性资源
第26章 可预见收入与就业
第27章 利润中的工人利益
第28章 失业的威胁

第七部分 工业秩序原理之二：联邦制管理组织
第29章 “组织学就是研究人的学问”
第30章 分权制与联邦制
第31章 竞争性市场对管理来说是必要的吗

第八部分 工业秩序原理之三：工厂社区的自治性
第32章 社区的治理与企业的管理
第33章 管理层必须真正管理
第34章 工人及其社区自治机构
第35章 工厂社区自治机构与工会

第九部分 工业秩序原理之四：作为公民的工会
第36章 理性工资政策
第37章 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民众
第38章 罢工何时会变得不堪忍受
结论：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
1962年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