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
1．农村调查的最初提出
对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而言，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开始观察
农民和土地问题。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因此，“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为此，他号召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①
次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将生产工具包括土地等“收归社会公有，社会公用”。1920年底刊载于上海《共产党》月刊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公开号召农民“自己动手”，“抢回”自己“靠着吃饭的田地”，并说共产主义者一定支持他们的要求。文章号召说：“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使他们的这种自觉呀！”②
虽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他们观察中国的视角，放到农民身上，对农民生活困苦寄予无限的同情，但总体来说，当时他们对农民和土地问题的认识，还是零碎和模糊的。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张国焘回忆说，在中共一大前，“我们没有谈到农民，这大概是认为现在还谈不上，再则农民和共产主义实在距离得太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主张“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为此，应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这个文件作为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要将农民作为自己重要的社会基础，表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代表着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这里所提到的没收土地，并非是要以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是将土地作为资本家生产资料看待的。
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在呼吁书中把“耕者有其田”与“争取国家的和平与独立”、“工厂属于工人”一起，列为“我们的口号”。同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的党，有着自己明确的奋斗目标，其中之一便是“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同时要“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③但其中并无实质性的内容。
从总体上讲，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将自己工作的重心放在开展工人运动上，对农民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万事开头难，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没有革命的经验，对中国基本国情还缺乏准确把握，因而对中国革命如何开展认识也还比较肤浅；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问题的论述不够系统、深刻有关。
不过，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深化的。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的时候，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就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宣言进而指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制定《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进一步论述了农民问题重要性：“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①
这个文件还分析了农民的痛苦，指出欲解除此等痛苦，应采用下列政策：（一）限田运动，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以内，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二）组织农民消费协社，中国农民间有合资向城市购物之习惯，应就此习惯扩大为消费协社。（三）组织农民借贷机关，中国农村向有宗祠、神社、备荒等公款，应利用此等公款及富农合资组织利息极低的借贷机关。（四）限制租额运动，应在各农村组织佃农协会，每年应缴纳地主之额租，由协会按收成丰歉议定之。（五）开垦荒地，应要求政府在地税中支用款项，供给过剩之贫农开垦官荒。（六）改良水利，应支用国币或地方经费修理或开挖河道，最急要者如黄河、淮河等。此等河道之开浚，不但与农民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而且在工商业之运输上亦有绝大的影响。
在此前后，一些党员也发表文章，论及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1922年12月，宣中华在《农民和革命》一文指出：“我们也晓得农民运动没有工人运动那样容易。工人会集一处，而且因都市化的结果，知识都比农民高，胆力都比农民大，举动也比农民灵动，无论施教育、集团体，都比较可能而易达。然我们决不能因农民运动困难而不去运动。”“从大体看来，农民都极安分极耐苦地屈服着，但农民终究不是呆子，不是都没有脑子的”，“如果有人向渠们一招呼，一提醒，则枯草遇火，不论山上的，地上的，田里的，都大大地延烧起来，近风施威，将不能或遏了”。①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已经初步意识到农民的重要性，一些较为熟悉农村情况的共产党人，开始走上组织农民运动之路。1921年9月，当时是中共党员的沈定一，在其家乡浙江省萧山县衙前地区，领导农民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公开声明与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做出“三折还租”的决议，规定改大斗为公斗（每斗十五市斤）量租；取消地主下乡时要佃农负担的“东脚费”；反对交预租，提出种当年地，交当年租，看年成好坏还租，并宣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11月24日，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宣告成立。但是，这里的农民斗争于当年12月被地主阶级和省县军警所镇压。
1923年四五月间，中共党员刘东轩、谢怀德被派回家乡湖南省衡山县岳北地区，领导成立了岳北农工会，并发动了阻禁米谷出境和减租斗争。到这年11月，登记入册的会员达4万多户，总人口有10万之多，邻近的衡阳、湘潭、湘乡等县边界的农民也纷纷响应。岳北的农民斗争同样很快被地主阶级和反动军队镇压下去。
衙前和岳北的农民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先驱，但就全党而言，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固然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关，但也与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思路不无联系。比如，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张国焘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时代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②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也认为，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厉害，因而“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
这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甚至被称为党内农民问题专家的毛泽东，此时也没有把农民运动当成紧迫的问题。恽代英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农村。后来，他曾多次讲到这个问题。1938年3月21日，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的临别演讲中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不过，这种状况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的时候，已经有所改变。这次大会重点是讨论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但农村和农民问题也是大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张国焘回忆说：“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按：指农民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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