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信息化发展综述
2008年7月，日本前经济企划厅长官坍屋太一著文探究“日本没落的原因”。除政治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的现代工业社会对日本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一支撑日本战后近50年的发展理念，在重建日本经济强国之梦后竟成为日本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2000年，国际经合组织（OECD）在经历了长期跟踪研究后，在当年的经合组织部长级年会中宣称“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提高生产率、提高社会经济增长并实现低通胀的新经济理论是有效的”，同年的八国峰会，也在日本冲绳，发表了颇具“全球化”冲击力的“IT宪章”。但时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坍屋太一，在当时就认为“日本在信息技术机器的生产能力上与美国不相上下，但未能通过信息技术革命来加速经济增长、提高生产率”。作为一个经济大国（2000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列世界第三，2006年下降到第二十位），日本在完成了“工业化”的使命后没能通过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来超越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尽管社会信息化的概念也是日本人首先提出来的），当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到来之际，日本没有能借助其先进的工业技术实现经济新增长，反而陷入一个经济泥潭，步入“没落”的误区。而美国与日本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当日本工业化高潮到来时，美国制造开始衰落，许多制造领域被日本赶超，经济也曾一度跌落到被日本收购的地步；而当日本走向没落时（坍屋太一的观点），美国却再现了“新经济”的现象。今天，全球又出现了金融危机，而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没有处理好2001年互联网泡沫而带来的新问题。那么，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这些起伏现象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经济体的发展状况会有如此之大的起伏差异，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到底有何区别，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矛盾冲突和现代信息技术革命所决定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模式的，人们在这种模式中采用什么样的对策以及我们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新目标是什么，这是本章关心和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从工业化到信息化
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奥地利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对社会工业化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时社会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阶段，以现在常用的说法就是到了发展韵一个转型期。作为社会学者，丹尼尔是通过社会发展的表象观察到了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经验数据，如经济结构、各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等，并将这种社会发展的变化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认为这是一种社会形态的变化。l962年春天，在波士顿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丹尼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Postqndustrial Society）”这一新概念，目的是想通过新概念来反映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显然，丹尼尔将社会发展的结果从整体予以分析，将社会经济、生产过程和社会意识混合在一起，由此得出了他的一个著名的结果——“意识形态的终结”，如果从今天的社会发展来理解，丹尼尔要强调的可能是现代科技已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当时丹尼尔的后工业社会思想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但人们并没有都采用这一说法，有许多人认同社会处在一种转型期，并也响应丹尼尔的新时期划分思想，认为现代的工业和技术可以使世界发展进入一种新阶段。虽然当时的人们都认识到社会发展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但对这一新阶段赋予什么样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人们只是感觉到社会发展的变化。
一、对信息化的认识
事实上，最先响应新时期划分的是日本人。1963年1月，京都大学科学系教授梅棹忠夫（Umesao Tadao）在朝日广播（HosoAsahi）上发表“论信息产业”，将社会生产中那些与“电信”相关的生产部门归纳为一个产业，而这一时期的电信还没有和以计算机系统支持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那时的“电信”更多的是以“邮电”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在沟通中，“电信”沟通似乎是一种奢侈的方式，当时，只有发达国家的“电话”得到了普及性应用（1978年，中国大陆的固定电话总数还不到400万部，普及率不到1％），“电报”还是人们生活中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尽管当时人们沟通的技术手段不能与今天比较，但学者们已认识到“信息沟通”对人类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梅棹忠夫是日本享有盛誉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学者，他把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的进化联系在一起，将人类自身所拥有的各种复杂系统功能的相互作用和有机联系理论应用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对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分析，通过这种对系统的功能和行为分析，将生物的系统协调性应用到产业的发展，即从仿生学视角来分析产业经济，由此得出，信息、大众传播、电信、教育、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生产的一种相互关联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并预言了“信息产业时代”的到来。这引发当时日本社会对“信息化”的讨论，有人应对这一概念还构造了一个英文词“Informatization”（日语是用Johoka）来表示。梅棹忠夫认为，日本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具有独特性质的文明；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既不是模仿西方，也不是转向西方；日本和西欧这两个地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达到了平行进化，所以他认为El本的发展将进入到信息产业阶段，并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信息产业的概念。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农业和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信息产业就会得到迅速发展。这与丹尼尔的后工业社会所表述的内容基本相似，都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但是，从分析的方法和引证的主要论据分析，丹尼尔和梅棹忠夫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丹尼尔在论述后工业社会时，主要是从社会的上层建筑出发来认识社会发展，再用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实来支撑其对社会未来的发展预测，他的后工业社会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之上，他认为：“后工业社会首先是社会结构性质的变化——社会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整个构造的变化。”实际上，这里他并没有考虑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也没有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可能会出现那些革命性变化。丹尼尔还认为对后工业社会的情况，可以从三个方面描述：“在经济上，它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在技术上，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的中心；在社会学上，它是新的技术权贵的兴起以及新的阶层原则的开始。”尽管他的描述似乎与后来的发展基本一致，但还是无法联系“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企业业务外包”等制度性创新。进一步，丹尼尔预测后工业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特征是：后工业社会意味着新中轴结构和中轴原理的兴起。这种结构和原理就是：“从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信息或知识社会；而且，在知识方式上，抽象的中轴从经验主义或者试验成败的修修补补转变为指导和制订政策的理论和理论知识的汇编”。
比较丹尼尔和梅棹忠夫对问题的认识方式，似乎就已经看到两种明显的不同，前者是通过对社会表象的观察，借用社会发展的逻辑，演绎社会发展的宏观性问题——结构和模式，尽管给人以新意，但也难以使人明确社会具体的发展模式；而后者也是对社会表象的观察，并也借助一些科学的原理，演绎社会发展的过程，应该说，后者是更注重务实的理论分析。
今天我们已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信息技术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但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模糊的认识，只有学者从对社会观察的敏锐分析得到一些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片断，也许今天我们可以理解这些片断，可处在20世纪中后叶，这种片断是难以给人一种系统认识。事实上，社会大众也处在一种将信将疑的境况中来理解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学说”，而工业化、后工业化和信息化都是反映社会经济、科技和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人们普遍将这些学说的讨论当作是一种“纯学说”的研究，似乎社会民众对这些讨论关注度不高。这就是，尽管日本也是参与讨论的重要国家，但日本社会的发展还是坚持原有的信条。日本战后55年，其政治和行政机构主要坚守两大理念来推动社会发展。第一个理念是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基础、力争成为经济大国和军事小国的外交理念。日本的对外政策依据这一理念展开，国家建设也服从这一外交方针。第二个理念是实现官僚领导下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型的现代工业社会，这也是日本的一个经济理念。为实现这一理念，政府相继推出了所得倍增计划、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及各种长期计划。政府各部门都朝一个方向努力前进。回顾日本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针对其经济发展理念在战后的40多年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日本人的这些理念从今天来看，就是工业化发展的理念，尽管日本人已提出了信息化的概念，但对信息化的认识从今天来看是需要一个过程，今天国际社会已不提什么“信息化”了，而是用更加具体的“IT”或“ITC”来替代“信息化”。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信息化”是指“IT”或“ITC”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而日本人当年的概念仅仅是描述社会发展现象，并没有将其延伸到发展的具体模式中。即日本人仅仅是用概念表述了社会现象，而并没有用这一概念指导社会发展。而美国的情况恰好与日本相反，尽管美国没有提信息化，但社会的发展确实是朝着信息化的方向，而且，一个世界信息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目前只有包括中国在内少数几个国家仍然采用“信息化”的概念，多数地区是用其他词汇替代（如“IT”或“ITC”以及E-Everything等）。所以，本书所说的“信息化”是指在这一时期之后的概念，即包含有引导社会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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