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作为一种经济文化的海外华人<br> 华人资本主义精神？<br> 围绕着华人资本主义的概念有很多问题：这种资本主义是独特的吗？它的运作方式，是不是取决于或部分取决于特定人群所秉行的信念？这种精神是否前后一致、内部协调？这样一种世界观有哪些构成要素？它们如何具体化为这种形式？它们来源于哪里、如何被保持和强化又是如何影响行为的？本书主要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回答之前，必须在一开始就说明分析的条件以及有关因果关系的假设，这些问题使讨论得以有的放矢的进行。<br> 华人的资本主义是独特的吗？此前所列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七个构成要素，只是部分适用于华人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情况是：商业资本与家庭资本，至少在心理上并没有完全分离；财产管理仍然是不公开的、没有完全实现合理化；相关的法律和管理机制也不完全是土生土长的。总之，华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br> 然而，依然不能证明它是一种独特类型，因为它也可能是传统商业模式的诸多衍生形态之一。在得出它确实是一种独特类型这一结论之前，人们需要考虑它与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马尔瓦锐人的商业模式有何不同。这个问题太宽泛，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但通过推理，我们会悟出答案。即使华人资本主义体制与其它地域的体制有相通之处，我们仍可认为其单属一种独特类型。<br> 华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协调一致的精神意识吗？既然商业行为与贯穿其中的精神密切相关，那么如果假定行为是协调一致的，必然要求在概念上独立的精神也是协调一致的。精神的协调一致性是指：海外华人的想法彼此相近、但与其它族群不同。内部的一致性是关于该信仰体系各个部分如何融合组成一个可被感知的整合性框架的问题。如果这种一致性存在的话，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推论：该信仰体系是独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思想作为基准信仰体系至关重要。<br> 世界观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将从被访商人的陈述中提炼。笔者尽量如实描述他们的陈述，从中捕捉他们的归类及解释。本书的研究方法特别注意去触及那些可以被感知、但很少被清楚表述的信仰。<br> 信念是如何形成的？综合了来自四个国家的72位商人的个人陈述，这里总结了典型的社会化过程和影响个人经历的来源。<br> 这些信念从哪来？可以认为它们源于中国大陆历史的社会传统在海外华人亚文化中被传播和保持，而且信仰来自于社会和历史的经验。<br> 保持和强化？可以这样认为，在海外华人这一特定实例中，个人受制于很多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强化了对基本伦理准则的遵守，并有助于使这种遵守不断更新和持续。<br> 信仰和行为？从个人角度来看，信念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易变的；从社会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更是如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单向的。我们研究的假设是：要理解华人资本主义精神如何影响华人资本主义的运行，需要接受以下有关因果关系的局限：<br> （a）一种商业行为模式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只在一门学科内研究；<br> （b）有些影响因素会比其它因素更为重要，但这也因地点或时间而异；<br> （c）各种因素是相互关连的；<br> （d）它们也受其自身影响的作用。<br> 我们现在总体概括一下：海外华人有明显的、独具特色的经济文化；它是可以被描述的；其决定因素的轮廓也可以被勾勒出来。如果考虑到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则有必要把它放在更大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br> 虽然本书将文化作为研究主线，有必要重申的是，文化并没有被视为经济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我们不应忽略或轻看其它因素，譬如经济政策的影响。文化是几个关键因素之一，不管怎么说都应放在重要位置。不要过于重视，也不应过于忽视。这个声明的必要性，部分出于一种直觉感受：经济学尤其易于（a）被自然而然地赋予一种开始解释的权利，但是（b）由于其令人遗憾的、拘泥于自身界定的彊域而放弃了这一权利。在这方面没有比萨缪尔森（Samuelson）在其经典经济学教材（Samuelson 1979:718）中的傲慢做法更令人尴尬的例子了。在题为“肤浅的发展理论”这一部分，有关风俗文化的讨论只有35行（正文828页，两栏），他似是而非的列举出一系列被认为是对物质生产过程有影响的文化特点，包括：<br> （1）对科学和技术的因果关系的审察及相信，代替了过去对魔法和迷信的信仰；<br> （2）职业道德；<br> （3）与超俗观念及对来世的关注相对照的唯物主义；<br> （4）对不忠和腐败的宽容；<br> （5）节俭的倾向；<br> （6）关于财富分配的意识形态之争。<br> 在承认了它们的影响之后，他略带晦涩地讲：“对非经济因素的重视并不会消除解释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萨谬尔森对这种令人沮丧的难题的处理方式是将问题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如此浅显的认识论正符合某些否定韦伯研究成果的人的口味，他们侮辱并粗鲁的声称“新教伦理理论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根本没有东西需要证明”。<br> 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着手研究此前一直被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生活中相对抽象的特质，例如森岛（Morishima1982）对日本及摩哈维兹（Morawetz1980）对哥伦比亚的研究，反映出经济学家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寻找答案、以复杂的解释回应复杂的问题的愿望。<br> 为考察以文化为基础的解释的实际应用，有必要简单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既有研究中所使用的立论角度。<br> 最近两篇关于东亚成功的述评将所用的立论方法进行了分类，可以用来了解这一领域。旨在国家层面解释日本成就的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从以下方面看待几种主要思想：<br> （a）“麦克阿瑟主义”（MacArthurian）将日本比拟为一个被富裕叔叔保护和溺爱的孩子，直到如今，仍然我行我素。<br> （b）“日本文化民族主义”（Nihonjinron）的观点将日本的成功完全归于文化的独特性。该观点强调合作、融洽的工作团队、团队竞争及为共同目标奉献的重要性。<br> （c）“威尼斯”（Venetian）模式则是从自由贸易国家的基础结构来解释日本的成功。这些结构包括：政治官僚精英的稳定治理，他们不受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政治压力的影响；在达成共识时，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对教育的大力投入；公平的收入分配；妥善使用的价格干预机制等。<br> 很明显约翰逊偏好“威尼斯”模型，他认为东亚成功的所有经济实体都共享一些制度特点。与本书论点相关，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逊不仅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而且对实际情况也有很好的把握，在其著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的扉页，他引用了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一句话：“只有管理者能使资源产生效益，而不是自然或经济规律或者政府”。<br> 另外一个不同的述评是由加里?汉密尔顿和尼可?毕加特（Nicole Biggart）撰写的。与约翰逊不同，他们把企业和管理作为讨论的核心（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因为这与本书所采用的视角一致，所以他们的述评为本书提供了恰当的铺垫。<br> 他们大体上将社会科学对企业组织的研究分为三类：<br> （a）用市场的解释来看问题的方式相当机械，试图提取市场行为的规律，通过与市场交易的联系来分析经济决策的制定。因此，用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提高效益来解释多分支企业组织模式的发展。<br> （b）文化的解释的出发点是：社会的文化信仰和行为模式影响经济行为，这正如社会最根本的“品质特点”会体现在现实层面一样。<br> （c）权力的解释关注于“控制的原则”。该原则与文化有着明显的联系，但因也涉及历史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元素，所以不能简单归结为文化元素。该领域更为普遍的称谓是政治经济学，它主要奠基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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