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部开发学的理论定位
第一节 学科的产生背景
西部开发学是随着时代应运而生的一门跨学科的边缘性科学。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开放的宏观政策为航向，以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和开发实践为基础，广泛吸收和借鉴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才学等众多学科的养分与思想，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内容，具有理论性、时代性、综合性、实践性四个特点。理论性是指西部开发学是西部开发历史的辩证总结，是目前西部开发政策和实践的理性升华，并对未来西部开发的走向与趋势进行理论预测与分析。时代性是指西部开发学所探讨的问题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网络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密切相关。一言以蔽之，紧扣时代的脉搏，突出时代的主题，阐述时代对西部开发学的重要意义。综合性是指西部开发本身仅靠一种或几种学科理论的指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综合创新的发展格局，这就决定了西部开发学不可能单向度地研究与探讨问题，而必须综合众多学科的优势，建立新的开发理论，以适应日益多元的开发实践。实践性是指西部开发学既服从于开发实践的需要，提供规律性的总结和认识，又反过来引导新世纪的开发实践，以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学科的使命与任务。
西部开发学的产生背景主要有：历史背景、时代政治背景、国际背景。
历史背景：西部开发不是一个新话题。远溯中国历史，秦汉以来，地主统治阶级或出于政治目的，或出于军事目的，都不同程度地从内地迁移汉民至边疆，兴修水利，屯垦戍边，开发农业。比如内蒙古，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已有大量的中原地区移民进入。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以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这些移民，当时在政府组织下，主要是开荒种地，经营农业，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西晋时期，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于公元405年建大夏国，筑都统万城（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境内），陆续从陕西等地迁了2.3万户、约11万人于大城地区（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南）进行垦殖。
但如今，这些功绩已很难寻觅。1996年作者到那里时，统万城只剩残垣断壁，被淹没于狰狞可畏、荒凉冷幽的毛乌素沙海之中，除了让人生思古之情外，更为祖先的掠夺式开发经营而感到悲哀阵阵。此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由于战争等目的，都在西部地区进行过水利、农业等开发经营，以获取粮食的支持。由于乱垦滥伐，导致今天西部不少地区的土地荒漠化，这已为人们熟知。有人说，黄土高原今天的植被覆盖率不足5000年前的1％。如果说近代以前的中国统治者除了驱民拓荒，定边肥己，根本谈不上对西部的认识和开发，那么孙中山对西部资源和开发的认识堪称千古第一自觉。如他在考察西部几省后评说：四川地大物博，甲于中国，诚治之得宜，将大足有为，造福于国家不浅。在《新疆游记》中他提到，“国境之内，尚有此广大富源未经开发者，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希望，实无穷也”，“蒙古、新疆农地、牧地极广，西藏、青海牧地广，对这些农牧业资源应当充分加以开发利用，以便把这里建设成为真正的最大食物之生产地方”。广西虽在中国亦为最穷之省之一，但孙中山却认为：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因地制宜就地开发。如石灰岩层之蓄积，万山环绕，遍地膏腴，无知识者，以为土瘠民贫，难以为治，其实遍地皆黄金。对西北地区独有的羊毛资源，他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的第五计划里说：“吾意当科学方法养羊、剪毛，以改良其制品，增加其数量。于中国西北全部设立工场以制造一切羊毛货物，原料及工价甚廉，市场复大至无限。”对矿产资源，孙中山说：四北地区主要应以石油开采，煤炭、有色金属开采为主，不赞成各地普遍开发，乱采乱挖，要在某种矿藏储量最富集的地方先行开发。在人力资源问题上，孙中山以为，移民是一项“最有利之事业”，“实施移民实边垦荒政策对于开发西北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吸纳长江及沿海地区充盈之人口，让这些移民把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经济落后的西北地区，开发西北地区无穷之富源，从而促进西北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除了资源开发，孙中山还认为：在中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以后，要优先发展带动全局的主导部门，以沿海地区带动内地，逐步改变全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状况，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具体说，要兴建铁路，加强沿海、内地与边疆的政治、经济交流，引导和鼓励资金、人才流向内地、边疆，以尽快实现边疆的稳定与发展。
可惜，由于政治和历史的种种原因，孙中山的内地、边疆开发理想成为一场空梦，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手上，这种理想才逐步变为现实，今天成了西部开发学产生的历史基础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根据生产力均衡布局和巩固国防的政策目标，确立了加快自然资源开发，促进包括西部在内的广大内陆地区的发展，提高落后地区经济水平的目标，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以西北建设为重点的“一五”时期。1953年，我国开始了“一五”计划，主要以重工业建设为目标，共有156项重点工程和694个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其中包括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和机械设备制造等产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其中，西部地区共占18.52％，而西北就占了11.53％。陕西居全国各省首位，包括西安和咸阳的纺织、铜川煤和兵器工业项目共24项。此外，甘肃16项，西南地区11项。这一开发结果使西部有了第一批中国历史上的工业基地，并使沉睡于地下的铁矿、煤炭等资源得到了开发和利用。
“大跃进”及调整时期。1958年，正值“二五”开始时，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当时对西部的部署是积极拓展西南、西北。国家的钢铁工业投资重点转向西部，在大力创办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同时，新建和扩建了一系列钢铁企业。同时，在西部的兰州、西宁、乌鲁木齐、银川、贵州、昆明等省会城市形成了一批机械工业基地。另外，发展了一些玻璃、氯碱等原材料工业。总的来看，“二五”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西部的建设速度比较快，投资在全国占比也比“一五”上升了2.4个百分点，调整时期又比“二五”上升了3.1个百分点。
“三线”建设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家开始按一、二、三线布局工业，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后方，从而形成了中国工业大规模的西移。1965年和“三五”时期，共投入资金56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48.5％；“四五”、“五五”期间投入资金约l500亿元，占同期全国投资的36.4％。这一时期，由于投资规模的扩大，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等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家有计划地将一批沿海地区的老企业搬迁到三线地区。仅1964—1971年，全国内迁项目就达380项，包括14.5万名职工和3.8万台设备。整个三线建设累计投资2000多亿元，相继建成了10条总长8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1000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形成了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一批新兴工业城市，为西部地区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
另外，还应当指出的是，从“一五”到“五五”，国家对西部投入巨额资金的同时，还投入了为数众多的人才。当时，在“支援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下，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和知识分子或自愿、或因有各种问题而来到西部地区，各条战线应有尽有。据内蒙古调查统计，这一时期从内地及沿海地区来的支边知识分子达7万多人，仅包钢一家企业就有5000多人，是国家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企业投放人才最多的地方。其他西部各省区也大同小异。应该说，国家在调整工业布局、开发西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也最大限度地强调了人才的匹配。换句话说，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西部开发建设中，支边知识分子功不可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并奠定了西部经济社会今天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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