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国家社会控制的其它领域，国家基础权力演变和影响因素又可能存在区别。研究者曾经指出，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国家在所有政策领域表现出来的能力都完全一样。事实上，国家可能能够构建一个高效的运输网络，但是不能够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障。因而，推导出国家基础权力的完全相同的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从个案的研究中发现国家基础权力或者国家能力在不同领域不均匀的分布。<br> 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存在同样的情况，1978年以后，国家在市场管理领域逐步放弃了群众路线，但是，在公共安全领域则仍然部分延续了群众路线的社会控制方式。又如，较之于工商的市场管理，国家在药品安全监管等领域实现其社会控制目标的过程中，由于管理权限的集中，国家更容易受利益团体的控制，阻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高层的腐败，而非对于基层国家代理人的监控上。总之，通过对国家这些不同社会控制目标实现方式的比较，可以进一步把握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脉搏。<br> 其次，广州市工商所研究的代表性和局限性。本书的研究案例是广州市的工商所，这同样也带来了研究的代表性和局限性问题。一方面，广州市工商所的案例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各地工商行政管理志来看，六七十年代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发展轨迹大致一致。1978年以后，工商所改革的宏观图景中，改革也大多是至上而下的全国性改革。对其他省市工商所人员的访谈以及“中国红盾论坛”上各种对于工商所问题的讨论也说明各地工商所有相当的相似性。因此，广州市工商所的变迁和现实面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广州市工商所的案例研究可能忽视了一些导致各地工商所差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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