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都恶化了。在许多国家，这种经济恶化都是突如其来的。经济问题通常表现为通胀率。突升，经济增长率却放缓，同时失业人数日益增多。这些不利的形势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滞胀”。在1981年末与1982年，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减缓了，但增长率却几乎陷于停滞，而失业率进一步恶化，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新高。社会因此而遭受了苦痛，这些痛楚在处于困境的产业、地区和社区的境况中展现无遗。钢铁与纺织品的进口降低了其国内的产量，而生产率的上升又进一步减少了仅有的工作职位，于是传统的T业中心便沦为萧条之地。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困难既不只是经济衰退的影响，也不仅是由于欧佩克（OPEC）提高了石油价格。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深远的经济转型，其基本的转变包括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例如，尽管英国的汽车生产崩溃了，美国的产量也下降了，但日本的产量却在快速地上升。尽管宾夕法尼亚、威尔士、洛彬”有大量的钢铁工人失业，但韩国、中国台湾、巴西的钢铁业却创造了大量的新岗位。美国西南部的半熟练纺织业工人大量失业，而与此同时，其他地区却匮乏受过训练的电子工程师与电脑程序员。
经济状况的恶化与转型激起了政治上的反应，导致了执政者的轮换。经济状态当然不是唯一影响党派选举的问题，但是它确实导致了瑞典、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的政府换届。对所有政治派系的当政者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时世，即便是那些根基稳固的当政者也是如此。25年来，法国的保守党第一次失去了权力，而在瑞典有40多年连续执政历史的社会民主党也在1976年下台。权力有序地进行着转换，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纷乱时期形成了对比，当时的经济形势更糟，社会环境适宜于群众政治运动的兴起。然而，当左派和右派两边都在尝试以更激进的经济战略来打破现状时，大多数国家逐渐丧失了在政策上的广泛共识。人们开始就适当的政府角色展开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代表了对“政府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还提出了对当前经济问题截然不同的各种解释。
要了解当前这场争论的背景就必须从20世纪60年代谈起，那时的经济增长还较为平稳。高通胀意味着价格指数以几个百分比的速度向上蹿升。在美国失业率超过5％就难以被接受，在其他地方这个上限可能还要更低一些。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半期，人们普遍相信适当的政府政策能够维持经济的稳定。政府的任务被认定为发现正确的工具与技术，以让总需求与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经济能力保持平衡。凯恩斯主义获得了全胜，约翰·肯尼迪（JohnKennedy）以及后来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II）都表示了他们对这种经济思想的皈依。所有政治派别的决策者都认定政府能够以保持距离的方式来管理财政支出与货币总量进而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传统的经济理论一般认为没有必要让政府对特定的产业部门以及个别企业的经济事务进行具体的干预。在美国，政府为了产业发展的目的而积极进行的干预也仅限于肯尼迪时代有节制的贸易调整与区域发展计划。因为那时的日本还没有侵犯到它的贸易伙伴，法国的计划手段也被取消了，所以国家引导的增长战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些年中，由于技术创新与生产的专业化，富国之间的贸易不断扩张，这似乎促进了所有发达国家经济福利的普遍上升。20世纪60年代的确是一个自由时期，在这个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货币协定与关贸总协定（GATT）的贸易协议都得到了应用，促进市场更自由的动力正处于强劲之势。这个新国际时代的流行符号便是跨国公司，它既象征着大公司拥有了能在全世界进行生产的新自由，又标志着政府对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企业行为进行管制的能力在不断下降。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进展，金融日益国际化，这大大地限制了政府执行独立的总体经济政策的能力。在整个西方，有些观察家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他们认为日益增长的财富将结束阶级冲突，因此意识形态变得不再重要。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政治目标都受到了经济的限制，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政治目标，前者如贫困战，后者如越战。这种经济限制没有得到直接地讨论。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停滞，对未来经济的预测变得日益悲观，于是在政治上也开始对适当的政府政策展开了尖锐的争论。紧缩的欧洲劳动力市场中再次出现了冲突，而美国因越南战争需要扩张，这似乎要引发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提前预示了增长可能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苏联的谷物采购推高了美国的食品价格，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1973年的战争又触发了石油生产的卡特尔组织开始发挥其影响力。1973年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清楚地表明能源成本的变化已经彻底改变了方向，过去几十年里能源成本的下降一直是经济扩张的润滑剂。经济增长变缓与通货膨胀上升（参见表1.1）都清楚地表明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任务已经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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