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S.伯南克，1953年12月13日出生于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Augusta），197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197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79-1985年，担任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副教授，1985-2002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2002年8月进人美联储，作为决策委员会的候选成员，并于2003年11月，成为美联储正式委员，2005年6月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2006年2月担任美联储主席。
    本·S.伯南克，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等领域。他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信贷市场和经济周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意义。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伯南克对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深入分析曾使他声名鹊起。他的主要著作有《大萧条》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际经验》。他获得过Guggenheim和Sloan学术奖，是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的会员。伯南克曾担任美国经济研究局货币经济项目主任，也曾担任美国经济研究局商业周期协调委员会成员。

　　伯南克的这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大萧条”进行认识的全新视角，不再将研究仅仅局限于美国自身的情况，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大萧条”。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以实证为主的方法，对“大萧条”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当时的金本位货币制度，说明大萧条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和传播的。
　　今天我们研究大萧条的这段历史，并不是要分清消费者、企业、股市、美联储在“大萧条”中的责任，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这段历史中学到什么，面对今天的金融环境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Bernanke是应用宏观经济学的大师。他不仅在研究技术上炉火纯青，而且他把结果放在更大的宏观经济框架下进行解释的能力也是无与伦比的。　　——Mark Toma，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对我们理解大萧条的深度和广度是一项卓越的贡献，本书将成为经济周期研究领域里的标准参考书。
　　——Randall Kroszner（芝加哥大学教授，美联储理事）
　　Bernanke的著作给经济研究带来了巨火的影响，使宏观经济学家们看到了历电分析的优势；一些举足轻重的研究者（例如James Itamilton和Steve Cecchetti）深受启发，追随他进入了这个领域。这九篇论文构成了内在一致的整体。
　　——Barry Eichengreen（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把这些论文汇集成册，将为学生们寻找Bernanke的重要著作提供一个来源，他的论文集大萧条的国际观点之大成，具有深刻的解释能力。　　 　　——Peter Temin（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Bernanke这卷文集收录的九篇论文里，至少有五篇分析了美国等样本国家的定量数据。他是一个细致的计量经济学家，在讨论数据的缺点和计量经济学中存存的问题时谨慎严密，他对自己研究结果的解释与当前经济学界在大萧条问题上的共同看法一致。　　
　　——Anna J.Schwartz（国家经济研究局）

　　第1章　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学：一个比较分析
　　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这一点常常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抛开实用性不说，仅仅是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作出解释，就一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智力挑战。
　　虽然我们还根本没有碰到“圣杯”的边儿，但在过去大约15年里，人们对大萧条的理解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促成这一进展的原因很多，包括我们的理论框架的改进和极为细致的历史分析。然而在我看来，近来最重要的发展还是大萧条的研究重点的转变，从以前强调美国发生的事件，转向比较分析同一时期多个国家的经历。这种研究重点的拓展至关重要，原因有二：第一，虽然我们最终可能同意罗默（Romer，1993）的观点——美国国内经济所遭受的冲击是美洲和世界萧条的最初原因，但是如果不能解释世界范围的大萧条的本质（worldwide nature）以及通货紧缩的跨国传递渠道，那么对大萧条的解释就不算完整。第二，这种向比较视角的转变实际上把数据集从一个观测扩展到了二十个、三十个甚至更多，从严格的计量经济学意义上来说，这根本上提高了我们确认世界萧条的根源的能力。这种确认有可能使大家就大萧条的成因达成一致，也许因此还会使大家就当代宏观经济学的重点问题（central issues）达成更大的共识，所以我认为，比较分析方法对这种确认能力的提高是非常有益的。
　　本文将有选择地纵览我们目前对大萧条的理解，其中的重点内容是由比较研究得出的（既有我的也有别人的）。限于篇幅，且因为我是个宏观经济学家而非历史学家，所以我关注的是宽泛的经济问题而非历史细节。希望深究细节的读者可以参阅艾钦格林的著作（Eichengreen，1992），该书对两次大战之间的货币和经济史作了权威的论述。在准备本文（尤其是第1.1节）时，我从这本书及艾钦格林更早的著作中获益匪浅。
　　为了回顾对大萧条的理解，把影响总供给的因素和影响总需求的因素合乎规范地区分开来是很方便的。我在第1.1节指出，至少粗略地说，20世纪30年代抑制全世界总需求的因素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证据表明，货币冲击在大紧缩（the Great Contraction）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这些冲击主要通过金本位制的运行传递到全世界。
　　当然，如果认为货币冲击是大萧条的重要根源，就会引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点问题：为什么名义冲击会产生实际影响？本文第1.2节讨论两次大战之间，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的下降对经济的影响。我考虑了两个主要的影响渠道：（1）通货紧缩引起的金融危机；（2）名义工资对价格变动的调整不充分，造成实际工资高于市场出清水平。许多国家的实证证据都支持这两个传导机制。然而，在这两个渠道中，名义工资的缓慢调整（在存在大量失业的时候）尤其不符合经济理性（economic rafionality）的假设。除非我们能对工资的这种奇怪变动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就不能说我们已经理解了大萧条。在文章最后，我就如何借助比较分析方法来解决这个重要的遗留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
　　1.1  总需求：金本位制和世界货币供给
　　在大萧条期间，几乎每个国家的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变动都表现出高度的正相关，这意味着总需求冲击具有重要作用。虽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无疑都有很多因素影响总需求，但在这里，我关注的是货币冲击所起的关键作用。
　　多年以来，美国学者们对于大萧条成因的讨论，主要是货币因素所起的作用有多大。不难发现，在经济紧缩时，货币供给、产出和价格都急剧下降，而在复苏阶段则迅速上升，但问题是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在对美国货币史的经典研究中，弗里德曼和舒瓦茨（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对这些现象作出了一个货币主义者的解释，指出因果关系的主线是从货币收缩到价格和产出下跌，其中货币紧缩是当局决策不当和银行体系持续存在危机的结果。与弗里德曼和舒瓦茨相反，泰明（Temin，1976）认为，大部分的货币紧缩实际上反映了货币对产出的被动反应；大萧条的主要根源来自实体经济方面（例如l930年那次著名的消费自发性下降）。
　　以上两种观点的支持者一直争论不休。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因素在大收缩末期（从1930年年底或1931年年初到1933年）的重要作用，而反货币主义者（antimonetarist）则强调非货币因素在最初的低迷时期的重要性。现在被很多经济学家认可的是一种折中的立场，即货币因素和非货币因素在不同阶段都起了作用（高登与威尔考克斯（Gordon and Wilcox，1981））。然而，从使用的数据来看，争论者们似乎过于关注美国的情况，这妨碍了他们就大萧条中货币的重要性得出一个结论性的论断。
　　然而，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关于大萧条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出现了，它关注的焦点是两次大战之间国际金本位制度的运行（乔杜里与科钦（Choudhri and Kochin，1980）；艾钦格林（Eichengreen，1984）；艾钦格林与萨克斯（Eichengreen and Sachs，1985）；汉密尔顿（Hamilton，1988）；泰明（Temin，1989）；伯南克与吉姆斯（Bernanke and James，1991）；艾钦格林（Eichengreen，1992）。从方法论上看，关注国际因素的一个自然结果是，这个领域的学者们带着一种强烈的比较眼光来研究大萧条。我在开头已经指出，这种发展是个重大贡献，它的应用已经不限于研究金本位制的作用问题。本质上说，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众说纷纭缺乏定论的情况不同，对金本位制的新的研究使我们敢于信心十足地断言：无论全球价格和货币价值的下跌，还是最后的复苏，货币因素都是重要的原因。有两个被完好记录的现象支持这一结论。
　　第一，对两次大战之间的金本位制的运行的透彻分析表明，20世纪30年代早期世界范围的货币紧缩，大部分不是对产出下滑的被动反应，而是设计糟糕的制度、短视的政策决策和不利的政治经济条件相互作用产生的（很大程度上未被预料到的）结果。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在几乎每个国家观察到的货币、价格下跌与产出下滑之间的相关关系，主要反映了货币对实际经济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第二，因为一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而不纯粹是经济的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危机中，一些国家的反应是迅速放弃金本位制，而另一些国家则选择不惜代价地固守金本位制。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可以增加货币供给并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在短暂的迟疑后，它们也的确这么做了。而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被迫陷入更严重的通货紧缩。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表明，那些放弃了金本位制的国家比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从大萧条中复苏得更快。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坚持金本位制的时候表现出明显的复苏。复苏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高度依赖，进一步有力地证明了货币因素的重要性。
　　第1.1.1部分将简要地讨论上述第一个结论，第1.1.2部分则讨论第二个结论。
　　1.1.1　货币紧缩的根源：多重货币均衡？
　　尽管以前货币主义者讨论的焦点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的货币紧缩，但这并非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大多数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正如近来的研究强调的，发生货币紧缩的大多数国家的共同之处是它们坚持金本位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各国中止了金本位制，战后又努力重建了这一制度：英国于1925年恢复金本位制，采用战前平价；法国于1928年完成回归；到1929年，金本位制已经在各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普及（只有少数国家没有采用，其中西班牙国内政局动荡阻碍了金本位制恢复，一些拉美和亚洲国家实行银本位制）。重建金本位制被赞扬成一项重要的外交成就，是把20世纪20年代混乱的货币金融体系恢复到古典金本位时期（1870-1913）相对平稳状态的重要一步。不幸的是，金本位制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它没有带来新的稳定，到1931年，金融恐慌和汇率危机肆虐不已，大多数国家于当年放弃了金本位。1936年，法国和其他残存的“金本位集团（Gold Bloc）”成员要么贬值，要么放弃严格的金本位制，于是这一体系彻底土崩瓦解了。
　　上文指出，两次大战之间的短命的金本位制的一个特点是，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的内在货币存量的急剧下降。

第一部分 综述
第1章 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学：一个比较分析

第二部分 货币和金融市场
第2章 金融危机在大萧条传播过程中的非货币影响
第3章 大萧条中的金本位、通货紧缩与金融危机——一个国际比较
第4章 大萧条中的通货紧缩与货币收缩：一个简单的比率分析

第三部分 劳动市场
第5章 行业劳动市场的周期性行为：战前和战后的比较
第6章 大萧条时期的就业、每周工作时数和收入：对八个制造行业的分析
第7章 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失业、通货膨胀和工资——对欧洲的启示
第8章 顺周期的劳动生产率和各种经济周期理论：来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证据
第9章 大萧条中的名义工资黏性与总供给

译者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