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压力之下。而且，瑞士有着不同语言和区域群体的比例代表传统，这种传统也强化了左派和右派的趋同。面对着四国同盟的占领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奥地利在1945年建立了超党派政府（a11一partygovernment）①。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国际经济日益自由化，它对一国国际竞争力的要求有助于民主统合主义的延续。不像20世纪30、40年代的事件那么急剧和混乱，战后欧洲小国的结构性贸易逆差强化了统合主义模式。收入政策，这个在欧洲小国统合主义政治中常被关注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95】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欧洲小国尤为迫切，因为欧洲小国会从世界市场输入通货膨胀。“普遍而言”，莱姆布鲁克注意到，“统合主义收人政策几乎是一种危机管理方式，在经济压力下，组织会随时准备合作”②。工资限制和价格控制的混合是国际竞争力的要求。并且，如果要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实现经济稳定是很迫切的。彼得·兰格研究了20世纪40、50年代十个收入政策文件之后认为，在促成强调共识性工资谈判的政治结果方面，经济脆弱性的逻辑要胜过工人暴力的逻辑③。厄尔曼和佛拉纳根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至少从短期来看，对欧洲小国“货币危机便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公共困境能使公共行为变得日益文明……那些通过个人活动的竞争压力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不应该光由政府来解决，而是应该由首先造成这些问题的‘利益集团活动’来处理”④。
面对国外导向和国内导向两类经济部门的分裂，欧洲小国发展出统合主义结构来促进合作和妥协，从而提高政治的可预测性。即使罗伯特·卡维科（RobertKvavik）只讨论了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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