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毕节之路
一个难得的为毕节人民服务的机遇
1984年初，我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年我出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开展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的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工作。那时，我对中国的民主党派在新时期的任务和作用，不甚了解。我是在许多的社会服务实践中和诸多老同志的开导中，明白了中国的民主党派应当如何参与国是，如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应当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中国民主党派的一员，对我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我不仅以一个大学教师身份，对我的学生言传身教，努力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完成本职工作任务，还要以一个民主党派的普通成员和领导成员，以一个党外知识分子专家的身份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为振兴中华做贡献。
1984年春夏之交，我应贵州省经委和电力部贵阳勘测设计院的约请，到贵阳做为期三周的讲学，对象是云南、贵州两省大中型水电站与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讲学的内容是我在大型水电站水轮机装置过渡过程与水轮机空化这两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这次讲学在《贵州日报》头版做了报道。我的一位曾在贵阳勘测设计院和贵州省经委工作的研究生刘世忠，为此次讲学活动做了十分细致、周到的安排。在讲学结束后，还带我到省城以外的凯里等地参观，在路途中我首次看到了贵州农民的贫困状况。回到省城后，考虑到贵州省水力资源丰富，乌江干流和支流上可开发的水电资源点很多，刘世忠向当时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刘玉林汇报，并建议聘我为贵州省经济委员会的顾问，以关注和支持贵州省的水电建设和水电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后来，当刘副省长知道我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科教文工委的副主任后，他提出，希望通过我寻求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党的智力支持和帮助，以加快贵州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1986年初，我正式受聘担任贵州省经济委员会顾问，不久，我受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委托，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与代表贵州省政府的刘玉林副省长签署了《关于开展智力支援工作的商谈纪要》，其中心内容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将贵州省作为智力支边的主要对象和重点，以全党的智力优势，开展以贵州全省为目标的智力支边活动。这是个创举，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唯一的民主党派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定把一个省区作为智力支边的重点。为了供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现在我把《关于开展智力支援工作的商谈纪要》的全文披露如下：
根据1986年元月17日在京会商的结果，应邀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1986年2月22日派中央科教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常近时同志来黔，会同中国农工民主党贵州省委员会主任张超伦同志，就农工民主党对贵州省智力支援工作的重要意义、支援领域和支援方式等，与贵州省政府领导刘玉林副省长、省经委主任席与年同志，副主任王淑森同志，以及经委若干相应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会商，充分交换了意见。双方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常近时同志还听取了贵州省地方电力工业与医药工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详细介绍，参观了几个企业，对贵州经济某些领域的发展形势和存在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
贵州省的负责同志高度评价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拟将贵州省作为智力支援的重点省区，调配力量、长期、持续、有计划、多领域地进行智力支援的构思；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这样做方向对头，符合贵州省经济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只要双方通力合作，对贵州省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积极的效果。贵州省负责同志对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这一构想，表示赞成和欢迎。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同志对贵州省经济建设正在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对改变落后面貌的坚定信念，表示非常钦佩，并对今后工作中将要面临的许多问题，有了较为实际的了解；同时表示，将根据民主党派在新时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的总精神，适当调配人力，落买组织安排。根据贵州省经济发展实际的迫切的需要，进行力所能及的支援工作。
双方认为。根据贵州省“七五”计划的要求，有必要在轻工业中的烟、酒、皮革业，医药工业，以及电力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领域进行智力支援工作。
近期，为落实中央关于把贵州省建成能源基地和开发中草药资源基地的指示，首先在地方水电与火电，中药生产等领域中开展智力支援工作。随着双方合作形式的不断完善和合作经验的不断积累，再进一步扩大合作的领域。
双方认为，智力支援的形式应由项目的内容并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加以选择。可采用诸如：技术咨询、参与规划决策、提供信息、讲学，“候鸟式”派出专家工作，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与资金，担任长期顾问，就贵州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技术与政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并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等。智力支援所需的经费按民主党派智力支边工作的常规办理。
在双方会商期间，正值省委传达贯彻胡耀邦总书记今年2月视察黔滇桂山区所做的重要指示。双方认为，搞好上述智力支援工作，符合这些指示精神。
双方一致认为，此次会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要加强联系，并尽早就智力支援的具体工作做出安排。双方责成贵州省经委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科教文工作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文件的最后加盖贵州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印章，时间是1986年2月28日。
这件事不久由中共贵州省委发简报做了报道。当时我同中国农工民主党贵州省委员会主委张超伦同志商议决定，首先在毕节地区的威宁县开始执行《纪要》，因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省委在此之前就已经将该县选做智力支边的重点，这个情况在简报中做了反映。当时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阅后做了令人十分鼓舞的批示：“要感谢并欢迎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支援威宁县开发建设。希望威宁县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出需要技术支援的项目，并尽快落实”。
1986年5月20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以农工中发（86）第15号文向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国各省区组织发出通知，要求重点支援贵州。
在以后的两年中由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派出由我带领的两批专家实施智力支边活动。此间，我本人则主要为贵州省小水电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书面建议，并结合沙冲电机厂的技术改造、黄果树瀑布济水工程水电机组的设计、引进国外小型机组等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1988年4月中旬，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代表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邀请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简称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对拟申报的毕节试验区开展智力支边工作。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代表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表示接受邀请。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持智力支边工作的副主席章师明同志向我传达了上述邀请，并表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也将就贵州省智力支边工作做一番调整；将同各民主党派中央一道集中优势力量在毕节地区开展支边活动。并建议我同当时的咨询部部长张鹤镛同志一起参加1988年5月20 El至6月1日到毕节进行工作考察的“赴黔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的成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原贵州省副省长的徐采栋同志任组长。民革中央四化服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沈学斌同志任副组长，全组约二十人。在毕节考察期间，还有一大批省、地的干部和新闻媒体人员陪同，短短的十余天，行程超过千余公里，走遍毕节的八县。对毕节农村的贫困、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对发展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都有了初步了解。对于贵州省委、省政府拟在毕节地区建立以全行政区域为对象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有了深刻的理解并达成了共识。全体“赴黔工作组”的成员都表示赞成贵州省委省政府建立毕节试验区的决定。
跟随“赴黔工作组”到毕节进行考察调研，使我进一步了解到当地农村那种广泛、深度的贫困状况。我一生永远也忘不了这次到贫困县威宁的考察：在威宁县城竟然找不到一栋外观过得去的建筑物。为招待来宾住宿的旅馆，喝的开水是用厨房的大铁锅烧的；由于地处海拔2000米以上，90度时水就已沸腾，浑黄的开水喝了以后，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拉稀。我们访问了马街村的一家农户，茅草屋只有门没有窗，家中既无炕也无床，人们都睡在一米见方的火塘两侧。火塘中间烧树枝取暖，兼做炉灶烧些发青的土豆为食。挂在墙壁上的粗布衣服犹如渔夫家的蓑衣，都是由好几件一丝丝的破衣服缝在一起的，这些衣服估计都有几十年的穿用历史，就是做抹布都不好用。这是一个赤贫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的农民之家，全家的财产放在城里总价值为零，在当地也就十几或几十元。像这样的家庭在村里到处可见。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村里，穿着破衣烂衫，成群结队，像看星外来客一样看着我们这些坐汽车从外地来村里访问的外来人。全部的景象令人心酸，我的眼泪含在眼眶里，只能转过身把它擦掉。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在想些什么，但他们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人。我多么希望他们不再住茅草房，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一贫如洗，都能过上现代文明人的生活。我多次向我的学生们介绍这一经历。我说，这些贫苦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同胞，他们的人体结构同我们绝对没有任何不同，但他们的生活境遇却同我们相差如此之大。如果一个人看了这些不产生同情，不感到难过，不想去帮助他们，那么这个人在情感或者品格上一定有着严重的缺陷。“应当帮他们一把”，这其实就是我到毕节从事智力支边工作的最初想法，或者说原生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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