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
　　1923年11月23日 生于江苏南京。
　　1946年 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
　　1946年至1948年 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
　　1948年9月至1951年 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1951年至1955年 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研究生。
　　1955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主编、所长等职务。
　　1975年至1980年借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
　　1981年至1982年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82年至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2年至1992年 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93年11月起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1993年至1998年 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8年5月27日 被波兰科学院选为外国院士。
　　2001年9月20日 被俄罗斯科学院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2005年3月 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2006年7月 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现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及其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
　　多年来，参加和领导过中国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重大课题的研究、论证和咨询，是当前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2005年，笔者就经济学教学研究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成为一时热议的话题。关心的同志把这些看法称作“刘国光经济学新论”，并且以此为题组织了多次研讨会进行讨论。最近有朋友建议笔者把这几年的文章集成“新论”，笔者也想将改革开放以来自己对经济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整理出来请大家检阅。因此，笔者选了若干篇文章，以《经济学新论》的书名问世。笔者的已故挚友钱伯海教授，1999～2001年也曾用这个书名出过书。他的书从经济学“总论”讲起，包括“基础理论”、“市场经济”、“企业经济”、“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完整系统的经济学著作。笔者这本《经济学新论》却不是系统讲述经济学的，而是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如经济模式问题、计划与市场问题、效率与公平问题、两种改革观问题、经济理论的演变问题，等等。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文章，这些文章确有新意，并且，随着改革开放道路上出现的新问题，笔者也力求创出新意。但是，笔者认为，在创新意过程中，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的关系
　　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宏观管理改革和微观机制改革关系的问题，人们有不同的认识，从模式转换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以下三点是需要辨明的。
　　第一点是，有的同志认为，微观上放开搞活是改革的前进，宏观上加强控制则是改革的后退。这是对宏观控制的误解。首先，我们的改革是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而不是“无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如果说微观上放开搞活是新模式中发展商品经济所要求的，那么宏观上加强控制则是新模式中实现“有计划的”所要求的。其次，微观搞活只能是企业或者局部搞活，而宏观控制才能保证总体或全局搞活。如果只有微观搞活而无宏观控制，整个大局就会混乱，微观搞活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微观上放开搞活固然是改革，是前进，在实行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搞好宏观控制，同样也是改革，也是前进。
　　第二点是，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宏观管理也要改革，那么，当前稳定经济的措施，就不能采用作为旧模式特征的直接行政手段，只能采用作为新模式特征的间接经济手段。这是对新体制模式的一种误解。当然，新模式是以间接控制手段为特征的，我们在改革中应当尽可能扩大经济杠杆的作用范围。但是新的体制模式并不排除在某些场合运用直接的行政控制手段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当前模式转换过程中，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企业对经济参数（例如利率等）变动的反应还很不灵敏，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活动的宏观控制就不能不在某些范围借助于直接的行政手段（例如规定信贷额度等）。在目前模式转换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只有在一定范围内运用并强化某些直接控制手段，才能够达到稳定经济的近期目的。这将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对于尔后减少直接控制，增强间接控制，从而推进向新模式的转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经济大变动中的双重模式转换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及模式转换的若干问题(节要)
在改革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十年回顾
宣扬“趋同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反映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问题
我的经济观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
——中央机关讲座讲演稿
对杨继绳同志《显学的危机》一文的意见
经济科学与当前形势
——《科技潮》主编专访
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笔谈
八十心迹
——在庆祝刘国光教授80华诞暨中国经济学前景恳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
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
在“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
——《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读胡锦涛同志3月7日讲话有感
略论“市场化改革”
——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
关于当前思想理论领域一些问题的对话
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十七大报告关于经济领域若干论述的理解
计划与市场关系变革的三十年及我在此过程中的一些经历
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
夏小林著《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序
进一步清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
——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