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走神的单身汉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一个小镇——柯卡尔迪。他是一个遗腹子，母亲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亚当·斯密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曾做过苏格兰的军法官和柯卡尔迪的海关监督；母亲名叫玛格丽特，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的一家大地主的女儿。小斯密的父亲去世时，他的母亲还很年轻，可以想见，她对这个唯一的儿子有多么珍爱，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值得一提的是，斯密一生都和母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就像牛顿、康德、尼采等人一样，斯密本人也是终生未娶。弗洛伊德的信徒们肯定会猜测说，这与他对母亲的依恋有关系。但对斯密来说，这似乎并不公平。
尽管只是中等身材、相貌淳朴，但斯密性情温和，有着敏感的气质，在巴黎的沙龙中也曾是一位颇受女性欢迎的学者。事实上，孝心也并没有阻碍他至少两次坠人情网。
斯密是一个瘦小的孩子，从幼儿时期就有爱走神和自言自语的习惯。斯密心不在焉的脾性，确实成了人们对他一致的评价。对他娓娓而谈的客人有时会发现，斯密根本没有听到刚才所说的一切。后来，在担任海关专员时，斯密还因走神把公文上的签名写成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据说，斯密四岁时，曾在去看望外祖父的途中被一群吉卜赛人拐走。幸亏家人及时寻找，加上好心人帮助，才算被救了回来。大学者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精神高度集中，出神凝思或许是一种普遍表现；抑或是斯密沾染了吉卜赛人的什么神秘气息吧。
在受过良好的中学教育后，1737年，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接着于1740年，升入牛津大学。在格拉斯哥大学，斯密喜欢的学科是数学和自然哲学（物理学），他在这些学科的才能体现在其关于天文学史的论文中。而且，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还碰到了对他一生都影响巨大的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他所教授的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为斯密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础。斯密对牛津大学倒是非常失望。他在《国富论》中甚至还评论说，那里的大部分教授，简直连一点门面上的功夫都懒得去做了。
尽管牛津的教师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但图书馆里储量颇丰的藏书，却赢得了斯密的青睐。在这里，他不仅广泛地阅读了希腊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以及法语文献，而且还阅读了许多当代哲学著作，其中包括他的苏格兰同乡大卫，休谟新出版的《人性论》。经哈奇森引荐，斯密还成了休谟的好友。“在苏格兰，人人都是哲学家。”这句俗语至少在他们身上是应验了的。
教学、游历与著述1748年，斯密25岁，成为爱丁堡大学的讲师。讲授英国文学；1750年到1751年冬天，讲授经济学，倡导自由贸易学说；1751年受聘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但之后不久（1752年4月），他就接替去世的托马斯，克雷吉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这一职位上，他一干就是12年。
在此期间的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这部书一出版在伦敦立即就获得了成功，并为斯密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都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现在更多地是被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为人所熟知，但斯密生前却是以哲学家著称的，与《国富论》相比，他也似乎对自己的《道德情操论》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也更为重视。
斯密是一位负责任的、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不仅如此，他在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方面也并不逊色。在格拉斯哥大学任职后期，他担任教务长和副校长。并担任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无论何时，当学校不得不和外部团体，如格拉斯哥市议会或伦敦财政部，进行棘手的谈判时，往往都是请斯密出面。尽管有着心不在焉、粗心大意的名声，但是在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他总是头脑冷静，而且很有效率。
1764年1月，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为巴克勒公爵当私人教师，并陪同他到欧洲各地（主要是法国）旅行。在此期间他开始着手《国富论》的写作。巴黎之行，斯密至少和伏尔泰见过五六次面，并对他极为推崇。因为与休谟的友谊，斯密也进入了英国和法国的贵族阶层（休谟当时正在英国的驻法大使馆工作）。除了参加沙龙与崇尚文学的贵夫人聊天、去剧院之外，斯密还常参加魁奈在巴黎或凡尔赛宫寓所的聚会，并与重农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杜尔阁相识。与重农主义者的交往，丰富了斯密的经济思想，至少是使他能够更深刻地思考在去法国之前就已经确立的自己大多数的经济思想。三年之后，斯密结束了私人教师的工作，回到故乡柯卡尔迪，并在隐居般的生活中，全力倾注于《国富论》一书的写作。
1776年春天，《国富论》出版，反响强烈，立即获得了成功。第一版在六个月内全部售完，又以很快的速度连出数版。老友休谟在给斯密的信件中，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与欣慰：“太棒了！好极了！亲爱的斯密先生，我对您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细细读完，我如释重负。这是您本人、您的朋友及公众都给予极大期望的一本书，我一直惦念着它的出版，现在总算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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