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进出出，捎带买点东西，日子久了，我和小区门口几个商店的老板就熟了，偶尔身上忘记带钱，买点小东西，比如一盒烟之类的，他们会赊账给我。老板们为什么会赊账给我？也许你会说是人熟，但我觉得，人熟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钱数很少，我不会欠他们。为几块小钱赖账让人小看，一般人都不会去做，不值得。如果数额很大，他们还会不会赊给我？
有人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在某个城市找了三个人，给他代理销售一批货物，并约定销售完后结账。第一次，他分别给了三人价值一万元的货物，一个月后他前去结账，三人都销售完了货物，他顺利拿到了货款。接着他又分别给三人留下价值10万元的货物。两个月后他来结账，有两个人卖完了货物，并顺利给他结清了货款，另外一个人却找不到了。他又给两人分别留下50万元的货物，半年后他来结账，有一个人给他顺利结清了货款，但另外一个人却不知去向了。
这个实验说明，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讲道德，人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道德起来。也就是说，人在做善事和恶事的时候，会进行一番选择和取舍，其选择和取舍的标准，就是看划不划算。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当做善事的收益比做恶事大时，人们会选择行善，而当人们做善事的收益小于做恶事时，人们可能会选择行恶。只是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到底是行善还是行恶，在于个人心中的底线。
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视角研究过犯罪问题。罪犯为什么会去犯罪，也无非是为了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收益，罪犯在犯罪之前，大概更多想到的是通过抢劫、贪污、诈骗等手段在短时间内会获得很大收益，而不是事情败露后会付出巨大成本，即便想到了，也会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而继续铤而走险。如果罪犯在犯罪前就想到他绝对会被抓住，要受牢狱之灾，他就不会去犯罪。或者他也想到了绝对会被抓住，但是抓住后的惩罚要远远小于犯罪所获得的收益，他仍然会选择犯罪。这也正是那些诸如扒手、票贩子、制假证者等屡屡被打击又屡打不改的原因。
英国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在其畅销书《卧底经济学》中分析了毒品交易者和黑手党的行为取舍，毒品交易者之所以敢对他们的客户实施敲诈，是因为确信对方不太可能去报警，而像黑手党这样庞大的黑社会集团很少实施暴力而涉足合法生意，则是因为合法生意比实施暴力获得财富更有利于在安全中谋生。在我们常人眼中，一提黑社会就想到打砸抢，其实那
些真正已成气候的黑社会组织，也往往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有的甚至是救世主模样，也会向灾区募捐，他们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实施暴力，他们获取财富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贿赂等手段掌控政府官员，垄断某些行业，做着看似正经的生意。
一个人对善恶的取舍，有底线问题，也有选择问题，即其会在哪些事情上行善，又会在哪些事情上行恶。我有一个文化界的朋友，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用时尚的话说就是愤青，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对当下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的现实既担忧又不满。每次与他在一起，针砭时弊都是必不可少的话题。他不仅敢说，而且敢作敢当，比如他就不畏领导，领导多占了一套房子，别人都睁只眼闭只眼，他却站出来，内部开会让领导下不来台，还向上级举报。对待周围的人，他诚恳大方，富有同情心，他经济虽不宽裕，却多次送钱送物给路边的乞丐，在各种募捐活动中，也是捐款最多。这样的人也许只有在艺术作品中才能看到，而现实中他也把艺术中的完美形象作为自己理想的人格追求，我对他非常崇敬。
但偶尔的一件小事，改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次他家的水管漏水，叫水工来修，那是一根安装不久的新管子，漏水处明显有老鼠咬过的痕迹，但他却和水工争执了很长时间，坚持认为是水管质量问题，水工无奈，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换了新管子。我不解，水工走后便说，水管明明是老鼠咬的，你为什么要说是质量问题？没想到他笑笑说，如果是老鼠咬的，换管子的钱就是咱掏；如果是质量问题，就是物业上更换。我恍然大悟，一向道德至上的文友也并不完全道德，而是道德的视角与我们常人有异，也许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就让自己奉行文化精神，以获得精神收益的最大化，而在水管事件中，却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表现出人性中的恶来。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多次制造事端，挑起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还曾残酷杀害李大钊等著名爱国进步人士，但却在一次日本人的酒会上，表现出一种机智幽默的爱国正气。当时日本人知道张作霖没文化，想出他的丑，请他赏字。他抓过笔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张作霖手黑”，日本人大笑。随从忙凑近他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我们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去行善，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要作恶。行善还是作恶，在什么情况下会行善，又在什么情况下会作恶，都有着一定的规律可循。而探寻这种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人性，有意识地引导和弘扬人性之善，避免人性之恶的出现和膨胀，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份和谐和美好。
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理性的人”不同。理性人的主观意愿是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福利，但能不能谋到却是另一回事。而现实中的“理性”则可以作为“理智”来理解，我们通常说的“不理性”实际上是“不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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