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近30万字的《经济学的香槟》中,作者不仅追溯了犹太人和金融的历史渊源,阐述了希特勒反犹的深层经济原因,并从22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犹太人入手,讲述了犹太经济学家为人类的贡献、神秘的“朝圣山学社”和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等犹太人的传奇故事,分析了通货膨胀背后的货币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并直击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探讨了“谁葬送了华尔街”和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等热点问题,还从犹太思想与中国问题为突破口,比较了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犹太文化与和谐社会、犹太人的反省意识与危机哲学以及犹太人的改革思维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国社会面临的四大危机。最令中国人关注的,自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萨缪尔森、克莱因、莫迪利亚尼、马克维茨、加里·贝克尔,包括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大师,都对中国经济问题有深刻的阐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
1970年诺奖得主萨缪尔森说:“我相信,中国只要照目前这条路前行,就可望在2020年成为全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的经济强国。但达到那种程度时中国要记住:混合经济如何运用税收和分配来缓解私人财产体系带来的贫困和不平等。我不认为转向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止确的答案,但我真诚地祝愿中国顺利。”
1980年诺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说:“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收入分配问题、通胀问题、人刚司题,以及能源、交通和通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潜在危机,绝不可掉以轻心。”
1985年诺奖得主弗兰克·莫迪里亚尼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是一种不确定的预计的可能性……利润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你应该做的是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那是M-M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即指出了经营管理的核心是什么:不应该基于这毫无意义的利润最大化的观念,而是更有意义的观念,即努力使股东所拥有的公司价值最大。”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克维茨认为:“就常识而言,发展私营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进步。我想重要的是允许它的存在不给它出太多的难题。私营者要做的事恐怕就是:遵纪守法、不污染环境……国营企业是可以自食其力,而私人企业则更具效率……中国具备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机、能力及效率,但与此同时,中国却缺少了平等、财富等因素的支持。因此,对体制的改造无疑是个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战。”
1990年诺奖得主莫顿·米勒认为:“股票市场是可以为企业提供刺激的。但,我们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严重问题。因为它们不单只是工厂,简直就是城市,它们有学校、消防队和其他很多单位……你们首先应该把企业与其他事业脱离,然后可以将工厂股份化,但必须想办法安置那些从关闭的老企业里转移出来的工人……必须谨慎行事使这种过渡缓和一些。不要试图立刻解决一切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我们对大多数国家观察的结果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条经验,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人口的出生率就会下降……富人倾向于少生孩子,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生孩子就越少。因此,我认为教育是一国控制人口最有效的避孕药和最好的解决方式……。”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认为,“在30年内,中国市场将比欧共体更大。不是因为人均收入有那么高,而是因为人口众多。我想这是有道理的。要实现那种高水平的人均收入,我看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外,没别的障碍。”
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说:“泡沫的成因很多。仅仅因为人气过旺,泡沫就可以产生。我认为亚洲的问题是,经济过热的同时,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危害。因此,人们实际上在利用暗中的政府担保进行赌博。我的印象是,中国在金融上一团糟——差不多完全破产的银行体系,严重的道德危害,大批呆账。多亏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使金融稳定得到了保障,也从而使中国幸免于危机。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因为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会阻碍商业的繁荣,而且会招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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