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工作的开展<br>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面对其侵华战争的人力、财力、物力的不足，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国共合作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英、法、美对日实行绥靖政策；苏联采取维护自身安全策略；国民党政府对日倾向妥协、日趋反动。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应势建立。为了坚决抗击日军侵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调整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策略，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坚持国共团结抗战，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积极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但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予以坚决反击。为了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军事工作的领导，南方局成立了军事组，并设立了八路军驻重庆、桂林、香港、广州、韶关、衡阳等办事处、驻湘通讯处和驻贵阳交通站等公开机构。这些机构的成立，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工作的广泛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br> 第一节 抗战相持阶段后国共军事合作面临的复杂形势<br> 一、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出现<br>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的结果。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经过了16个月的战争，日军虽然已经推进到包头、风陵渡、开封、信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并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和华北、华东的主要铁路沿线，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和富饶地区。但是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整个战局却出现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态，面对中国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日军陷入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的境地。在正面战场，日军面对的是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在敌人后方形成了敌我相互包围、犬牙交错的敌后战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日军仅能局限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与此同时，因长期战争而使得自身实力的消耗，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日本失去了对苏联的强硬立场，被迫对苏联采取战略缓和。正由于国际局势的急剧动荡，日本急需调整战略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动荡。<br> 就日本自身而言，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得日本人力与资源匮乏的根本弱点暴露出来，日本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动摇。战争开始后，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1937年扩编了7个师，于l938年又扩编了10个师。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扩军，造成了日本兵员结构的畸形，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与此相伴随的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的补给同样难以为继。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持久，各类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被迫于1937年、1938年实行了两次军需动员计划，但两次动员计划仍满足不了战争的实际需要。兵力和军需物资的匮乏，限制了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因为战争的不利局面，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也陷入困顿。由于连续追加巨额的军费开支，造成日本财政拮据，政府大量发行国内公债，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日本国内物价上升，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国民生活每况愈下，厌战情绪、反战活动加剧。<br> 面临种种窘境，日本政府意识到，单凭武力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侵华战争已经成为日本实现其称霸世界的沉重包袱，在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下，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被追对侵华的战略和策略做出了一些新的调整。一方面对国民党由原来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另一方面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现有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并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br>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东南亚新秩序的声明》，一改他在同年1月份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立场，声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进一步提出：“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友好邻邦互相结合，并以形成东亚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以上的声明和方针的发表表明，日军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攻势，抛出种种诱饵，促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条件，利用并扩大中国的内部矛盾，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抗日立场，企图用政治攻势解决陷于僵局的侵华战争，达到现有军事力量所达不到的目的。<br> 1938年12月6日，日军陆军省、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的文件中指出：“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工作仍须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谍报工作与政治工作。”文件表明，日军被迫限制战争的规模和区域，并将军事打击的重点移向后方的抗日游击力量。日军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加紧贯彻“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在政治上，扶植和强化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占领区的资源，建立所谓“长期自给体制”。在文化思想上，推行奴化教育，大力宣传所谓“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的欺骗政策，以麻痹中国人民。<br> 正是因为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日军妄想全面占领中国的困难日益增加，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从中国方面来说，虽然经过战略防御阶段全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遏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人民抗日力量已有较大的发展，使敌我双方进入新的战略阶段。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一些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着广大农村。但是，中国军民的损耗也十分巨大，大片的国土特别是重要经济港口城市和较为富庶的地区落入敌手，抗战面临艰难的形势，中国仍远未能有足以进行战略反攻的条件。为了积蓄力量，准备战略反攻的条件，中国人民还需要继续坚持长期的艰苦斗争。这样，中国的抗日战争出现了战略相持的阶段。<br> 二、国共军事合作面临的复杂形势<br>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英、美等国认为这是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积极进行斡旋，以期实现“中日和平”的局面。面对着国际上德、意法西斯疯狂扩张，英、法、美等国对其一味妥协让步，欧洲形势恶化。英、法、美为了应付欧洲危机，对日本奉行绥靖政策。苏联虽有与其他国家联手遏制法西斯侵略的愿望，但在西方一些国家拒绝集体安全策略的情况下，也以维护自身安全为首要任务。这种种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使国共两党军事合作的形势日趋复杂。<br> 这期间的欧洲战场，英、法对德意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1938年9月，德、意、英、法四国首脑达成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引起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混乱，原有的欧洲秩序摇摇欲坠。德、意法西斯加快扩张，欧洲局势急剧恶化。在远东，英、法、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仍采取绥靖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打击日本的扩张，使其知难而退，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让步，实现双方有条件的妥协，从而保全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但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东亚新秩序”野心的彰显，英、法、美等国与日本矛盾增大，为牵制日本的侵略，英、法、美等国决定实行对华贷款，给予中国政府适当支持和援助。但英、美等国家与日本的贸易经济关系，决定其在中日战争上的“中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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