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军事学是研究战争相关规律的学问
一、军事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一提起“军事”，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刀光剑影、沙场征战、赳赳武夫等，很难把它与“学问”二字联系在一起，认为冲冲杀杀，只要精通武艺和勇敢不怕死就行，没有多少学问可言，更谈不上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这种认识无疑是十分肤浅的。
军事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内涵十分丰富，底蕴极其深厚，理论性与实践性极强的学问，就其所涉及的知识范畴而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几乎无所不包。军事领域几乎应用与汇集了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所能积累的全部知识。它除了具有一般学科的共同特征外，它与实践的关系比任何学科更密切、更直接、更严格。它来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能有半点马虎，真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优劣正误，咫尺之间，生死存亡所系，弄不好千万人头就会落地，付出的是血的代价，这是其他学科所不突出或无法相比的。军事学实际上是用血与火写就的一门科学，是直接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治集团生死存亡的科学。它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极其生动、极其丰富、极其活跃的知识门类。我国著名科学家、思想家、中国系统科学的奠基人钱学森，在论述现代科学体系时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现代知识体系由军事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等十一个并列的大部门构成。而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军事学。在这里钱学森不仅强调军事学是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把军事学放到了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军事学与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并列为国家11个学科门类。军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国家正式确认。
《左传》成公三年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有两件，一是祭祀，一是战争。在信奉“君权神授”的年代，祭祀就是通过与神的对话，根据神的旨意进行统治，以此维持其统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战争则是以武力排除各种障碍与挑战，建立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前者是软实力，后者是硬实力。没有硬实力，软实力也是空的。
在远古时代，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军事手段是维持与扩大生存条件最经常性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原始公社来说，“战争就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最初形态的战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时的战争已完全“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进入阶级社会，战争逐步失去与生产过程的直接联系，它们争夺的不仅是天然资源，而且是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乃至劳动力本身。战争成为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
人类早期的战争，作战持续时间短暂，作战方法简单，作战手段主要是原始的生产与生活工具，双方交战主要是集群正面冲杀，角力斗勇，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战人员的数量、体力和勇气，还谈不上对战争的自觉谋划和作战方式、方法的灵活运用。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和长期实战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领悟出各种要素对战争的影响，领悟出战争的胜负规律，逐渐懂得了在战争中运用计谋，摸索出不同的作战方法和战争指导方法，并依据不同的作战条件和作战需要进行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战争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渐孕育了早期的军事知识体系，并由此诞生了早期的军事学。
在世界历史上，早期的军事学知识大多存在于军事历史的著述之中。如，有“历史之父”之称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前425年）潜心撰写的九卷本《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参加者曾为“雅典十将军”之一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年-前400年）耗费30年心血写成的军事历史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约前430-前354年）著述的《远征记》，古希腊历史学家、曾任雅典执政官的阿里安（约公元96-180年）记述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埃及、印度，建立马其顿帝国全过程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等都蕴含了丰富的军事学知识。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首次揭示了经济对战争的决定作用。色诺芬在他的著作中对军队组织结构、武器装备、军队教育训练、战术原理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成为古希腊军事思想的杰出代表。
公元1至4世纪，古罗马就出现了专门的军事学著作。例如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理论家弗龙蒂努斯的《谋略》一书，通过战例的分类剖析，对作战规律进行了系统阐述，特别是详细分析了各种谋略思想的具体运用之道。古罗马帝国后期的军事家韦格蒂乌斯（约公元4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初）所著的《兵法简述》共5卷，分别论述了士兵训练、军队编组、战略战术、筑城地区的进攻与防御等建军与作战规律，被认为是文艺复兴以前专门讨论军事问题的古典兵法杰作，作者韦格蒂乌斯也被誉为“古典世界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中世纪虽然战争频繁，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整个中世纪在战术发展方面，也像其他科学方面一样，是一个毫无收获的时代”。中世纪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封闭与禁锢，几乎阻碍了军事思想的任何创新与进步。一直到17世纪，随着新的武器装备和新的常备军的出现，军事学才获得一线生机。
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给军事学带来突破性的进展。在首先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和对外扩张战争中，英国资产阶级以当时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条件为依托，革新军制，组建新军，创造新的作战力量，开创了军事学的新局面。尤其是“封建制度的瓦解使雇佣兵获得了谁出钱，就为谁服务的自由”，工业革命又为这样一支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新型的资产阶级军队提供了新的作战手段。正因为如此，英国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地，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军事学的诞生地。资产阶级军事学的第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亨利·劳埃德诞生在英国不是偶然的。作为资产阶级新型军队的将领劳埃德不仅确认军事科学的存在，而且认为“世界上没有比军事科学更难的科学”，他力图揭示战争的规律性，力图揭示影响战争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把欧洲封建社会的军事学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资产阶级军事学说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广大“下层民众”作为革命战争的主体，以及正义的、崇高的革命目的，对战争和军队都产生了影响，军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作战方法和军事学术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革命的人民当时在军事上表现出了巨大的革命创造精神，他们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废除了战争方面的一切陈旧规章，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恩格斯评价说：“拿破仑的不朽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的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为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它的影响下，德国产生了著名军事理论家海因里希·迪特里希·比洛及其军事名著《最新战法要旨》，奥地利则诞生了杰出的军事统帅和理论家卡尔大公及其巨著《从德国1796年的战局论战略原理》，俄国则出现了苏沃洛夫、库图佐夫这样一些功绩卓著的统帅。他们的军事实践和理论创造进一步丰富了资产阶级军事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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