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押租制盛行。押租制度起源于何时，尚无人考证。不过就目前所见资料可以判定，至少在民国时期，押租在成都平原已经较为盛行。多年来，押租制度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认为押租的收取增加了佃农的负担，所以民国政府颁布了各项法令来禁止押租。但是由于押租制度是多年形成的租佃习惯，不是政府颁布几部法令就能够完全禁止的。而且，押租除了对于地主外，对于佃农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押租是一种获得佃权的代价，在激烈的竞佃中，地主有更多的主动权选择经济能力较强的农民来租种土地，真正贫苦的农民便较难佃到土地，经过激烈竞争佃到土地的农民，多数为乡村中经济实力较强且劳动能力较强的人。对地主而言，押租是其土地收入的保障，遇有佃户拖欠地租，地主可以从中扣除，佃户退佃时有损坏房屋用具等，地主也可以从中扣除。对佃农而言，押租是获得佃权的代价，同时也是维护佃权的凭证，为佃农提供了一个据以抗租踞庄，提高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物质基础。
前述四个案例中田主与佃户订立租佃契约时均约定了押租银，并且约定押银利息要在租谷中扣除。前文所述新繁县司法处共计155个案卷中，约定押租的共有145个，其中有12个约定的是押租米或押租谷，有5个仅有叙述表明押租银，没有具体数额，其余均为押金或押银，即以银元、银两或者当时流通的货币法币作为押租形式。法官在判决中均未提及任何关于押租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而是均判决该交田的交田，该退押的退押。
第二，土地的转租。土地的转租，由于牵涉田主、大佃农、小佃农及国家税收等多方面的利益，历来都为政府法律和民间契约所禁止。但是在现实中，法律所起的作用似乎并不是很大，转租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前述四个案例中案例一和案例四均存在转租现象，其中案例四是比较明显的转租行为。新繁县司法档案中有转租行为存在的案例共有44个，占租佃案件中近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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