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良彪，1969年6月生，江西永修人。资深投资风险控制与争端解决专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EMBA 授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研究员，北京邮电大学硕士生导师；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委 员，北京市律师协会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省会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法官，现为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共大成律师事务所党委委 员；曾获中华全国律师仗会”特别贡献奖”，北京市律师协会“最佳专业委员会主任”；应邀赴海内外知名学府、论坛及著名机构和场所发表演讲百余场次；出版物 有文集 《 “我反对！” ：宪政维度下律师的价值/名律师讲演录 》 及各类论文、评论、高端访谈百余种；曾出访多个国家并受到中国总理温家宝、韩国前总理韩德沫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肯尼迪大法官等会见。

    《和光同尘：法治时代的权利博弈》主要讲述了“权利政治”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律师事务所党委，在司法部培训班向全国数百名支部书记深刻阐述保持先进性是律所党建的核心。从“PK”美国议员到给学子、市民作启蒙式的讲演；从为弱者“张目”到为“异端”辩护一次次的激情演讲、一个个挑战性的案件、一次次强势的程序性辩护与激烈的法庭交锋

    第一编 权利：“驯化”权力
    一、限政之道
    1中国法治现代化若干问题评析
    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正是中国从真正意义上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国的现代化突出地表现为以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经济现代化、以民主宪政为标志的法治现代化以及人的高度自由、自律与文明为标志的文化现代化。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是二个社会外在的规则，而文化则是其内在的基础与土壤。改革发展走到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与艰难性；而宗教精神与文化支撑的缺失，又使我们的发展缺乏足够强大的文明底蕴。
    一、法治的基本问题是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首先回应前面嘉宾提到的几个问题来展开我今天的话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人“仇富”吗？
    正如茅于轼先生刚才所说，其实我们不是“仇富”，而是“仇腐”，仇恨的是贪官，是官倒，是官商勾结，是垄断经营，是为富不仁。一句话，是权力和不义之财的结合，是对公共资源的非正当攫取。我注意到最近网上的一篇文章写得理直气壮，标题叫做“人们为何不恨袁隆平？！”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被所谓“仇富”掩盖的“仇腐”问题，是一个缺乏对权力制约导致公共资源和财富被非法劫取的问题。更深层次，则是社会公平问题，是对“改革开放为什么？”、“发展成果究竟被谁享用？是大多数公众，还是极少数特权阶层？”、“社会公共资源的权属和分配规则是什么？”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刻拷问。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的和谐发展将面临巨大危机。
    第二个问题：中国人为何“好吃”？
    前面有嘉宾提到中国的富豪想方设法把钱抽逃到国外，李肃先生（和君创业总裁）刚才称那是企业家们对外投资的深谋远虑。对此我是不能认同的，最明显的依据就是越来越多的有能力、有资产的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弄上一个外国身份！财富的走向应该是权利人的自由，我们不必对其苛责，也无需为其辩护，但却必须深刻反思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探讨“中国人为何讲究吃？”在我看来，中国人“好吃”那是因为中国人安全感的缺失所致：中国自古就没有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的传统与机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即使是在今天，即使是2002年建好的房产，只要有开发商看上，或是因其他原因，也会被拆迁，国人最重要的财产也会被剥夺。中国几千年来官老爷超越规则的恣意，使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与焦虑之中，没有安全感——用时髦的话说叫“缺乏稳定预期”。在什么都可能被剥夺的情况下，似乎只有吃到肚里的东西最让人踏实吧！
    稳定的预期是现代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基础，而稳定预期的基础有二：一是法治，二是诚信。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产阶级的缺失”。
    “中产阶级”、“市民阶层”、“公民社会”的缺失，一直是相当部分“精英”扼腕中国发展的“短板”之一。从宪政意义上说，此种人群的缺失，表明一个社会缺乏一种成熟的、理性的制约权力的力量。只有公民权利对社会公权力具备一种有效的制衡，所谓民主法治才能施行。
    任何时代，公众的参与都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受公共权力垄断的媒体成为公众权利自救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尤其当社会的规则不能为公民权利的救济提供法定的途径或法定途径不能起到应有作用时，类似对权力进行“人肉搜索”这种“梁山”式的权利自救也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正义实现路径了。诸如广东涉嫌猥亵幼女、号称和你们市长级别一样的林大爷、东北六警察打死一青年事件、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的落马之类韵事件，无不印证这一点。
    网络集合公众意志对公共权办进行监督、是典型的“权利反腐”。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权力反腐”共同构成完整的反腐败体系，切不可因噎废食，阻塞民意。惊闻江苏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无异于剥夺公民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权利与实现途径。
    第四个问题：关于以限制个体权利为代价的发展道路。
    赵晓教授刚才提到的此种观点我高度认同。解放以来，甚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发展一直以“牺牲个体利益求取整体力量的强大”为特色（非民主政体下特殊时期社会发展的效率往往也是特别高的，典型者如苏联的战时经济）。此时，以发展的“成果”论证牺牲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就顺理成章。这是一种典型的“强权政治”，对长期遭受外族欺侮的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公平、效率一直是社会发展两个相互矛盾的价值目标，均衡实现这两大价值目标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有其历史必然性。现在，到了强调公平的时期了。本届政府一直格外强调民生，同样有其历史必然性。只是矫枉不可过正，必然考虑公正与效率这两大基本价值目标的均衡。
    第五个问题：关于温和变革与激烈革命式的改革。
    我几乎从来不认可疾风暴雨的、革命式的社会变革——这也绝不是说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不需要流血与暴力。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所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革命浪漫主义，对社会的贡献往往远远小于其所造成的伤害。只有春风化雨、深入人心的东西，才可能是和谐的、可持续的，正所谓“随风入夜、润物无声”。中国似乎从来不乏“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浪漫”，“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权力无比巨大。那么，作为民间力量，如何去防止公权力这种破坏性的浪漫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推进器”的周期性“熄火”。
    前面有嘉宾提到作为中国经济发动机的某些因素“熄火”了，而且是周期性的一再“熄火”。在我看来，这种富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短期行为，是现行体制下政治短期行为的必然后果。
    现今中国的官员，由其直接上级任命；中国的官场生态及官员“政绩”考核的可笑性，决定中国的官场生态呈现出一种“太监心态”：在我任内，为求短期政绩不惜竭泽而渔；为哄上司高兴不惜吹牛造假。这种政治生态，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七个问题：关于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
    刚刚有来宾提到对于《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企业家们的反响很强烈，认为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是一部“恶法”。——俗话说“屁股决定大脑”，立法理应是各种利益及其代言人声音的平衡。劳资纠纷几乎是一对永远的矛盾，资本占优的情况下，劳动者无疑处于劣势。《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以国家公权力的形式对劳动者更多地提供法律救济，显然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衡平，其意义毋庸置疑。
    第八个问题：中国的房地产业是城市化推动的结果吗？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看看城市新建的房屋中有多少是被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新进城的农民购置就可以得到结论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正当性需要与利益瓜分的产物：
    其一，非民主选举的政权必然存在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问题，执政者的政治自信心也必然受到相当影响。在此种情况下，强调社会的发展也就成为执政者论证政治合法性与政治自信心的最重要手段。而拉动经济进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城市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
    其二，垄断产生的高利润，有一个利益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有种极端言论，称城市房地产的建筑成本只有价格的20％，其余80％，则由各种利益群体分享，主要是开发商与政府的共享。
    第九个问题：打断你的腿后再象征性地向你道歉，你却发自内心地感恩戴德，深层次原因何在？
    曾经有一个朋友这样向我形容“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与平反昭雪后人们的心态与社会的状态。我提出了形成这种状态的几个基本条件：其一，打断你腿的这个人掌握甚至垄断着社会资源和你过去乃至未来的命运；其二，并非所有被打断腿的人都受到道歉或是赔偿，人为地产生某种稀缺——这是家长而非强盗。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长期处于权力的神秘化、恐怖化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处于权力的“威权化”阶段；未来，我们将向着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前进，并最终发展到权力的民主与法治化的阶段。
    第十个问题：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能评估吗？
    刚才嘉宾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笑话提出来，我完全理解。——但，曾经有多少我们认为是笑话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常识性的东西呢？我的判断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应该被评估、而且应该有一整套评估的机制与标准。
    现今中国语境下，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公权力最核心的载体。而公权力决策过程中，决策程序的民主与科学，必将使其决定更加英明。而一个理性的、有效的纠错机制，也是一个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应有之义。
    总结上面十个问题，其共性在于公共权力决策的过程当中，私人、我们每一个平头老百姓，能不能有所作为，能不能够对它说一声“不”，或者说有什么方面给我们一些救济。曾有哲人将政治喻为“不得不承受之恶”——诚然，人类历史最基础的博弈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间的博弈。如何集合公民权利以制约公权力的恣意，成为法治社会最基本、最核心的课题。
    我由此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几个事件：
    第一个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什么要焚书要坑儒呢？因为你脑子想得太多了，而思想的自由是专制的天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你想多了，老子就把你活埋掉。于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第二个是《左传》上记载的众史官为了写定“崔杼弑齐君”而竞相殒命。

[前言]光明行：我们一路走来，风光旖旎
第一编 权利：“驯化”权力
一、限政之道
1.中国现代化若干问题之法治解读
2.国企改制是一个宪政问题
3.良知与科学是司法为民的关键
二、理性传媒
4.传媒与宪政：法律人的期待与责任
5.迈向法治征程中的呐喊
1.中国法律人何以失声？
2.中国法治期待什么样的传媒？
6.网上谩骂四川灾民就该受处罚吗？——兼谈中国语境下公民的表达空间
7.记者受贿违法，公安，检察抓记者违宪
8.“人肉搜索”是“权利反腐”的最有效方式
三、具体法治
9.影响性诉讼：从新闻影响力到制度影响力
10.我为什么给省长发《律师函》？
11.我为什么状告国家保密局？
12.警惕“保护国有资产”成为权力的大棒！
13.法官打律师：法律界的“罗生门”？！
14.“周老虎”事件：政府拖拉是一种失职
15.如何叫停法国佳士得非法拍卖圆明园鼠兔首？

第二编 律师：为权利而斗争！
1.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律师法》？
2.走向“权利政治”——中国律师政治参与之战略分析
3.律师之殇——论律师的和谐
4.拿什么纪念张思之？
5.律师的职业恐惧与社会责任
6.金融风暴背景下律师与企业的良性互动
7.律师行业需要有尊严的“律师营销”

第三编 资本：权利间博弈
一、商战博弈
1.打赢“达娃商战”的法律战略——民族经济与跨国资本的全球化博弈
2.“达娃之争”向何处去？
3.战略投资领域的法律博弈
二、与狼共舞
4.如何“与狼共舞”？——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法律风险及其控制
5.失败的收获：解读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6.“狼”来了：解读2007年外资并购大事件
7.加强监管，更要加强服务与保护——评商务部《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草案）》
三、资本运作
8.从“海容天天”女士的光屁股说开去——关于艺术资本的法律问题
9.借壳上市：公司发展与振兴的法律战略
四、风险控制
10.赢在投资——投融资风险控制与争端解决

附录：
1.追求卓越
2.陈惠忠：法治中国的忠实践行者
3.林晓东：每一个人都是法治的光源
[跋]李永忠：这是一个权利觉醒和复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