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69年庭期
最高法院大厦
7月之前，首席大法官伯格待在他的新办公室里，距离新庭期开始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当其他大法官们不是闲在家中休息就是出外度假时，他想要事先巩固他的权力。首先，他将会控制这整栋建筑物。7月19日，仅仅穿着一件衬衫的伯格，将他的助理们以及联邦法院执行官——法院中的最高行政与事务官员——聚集起来，共同巡视这一栋巨大的建筑物。
从他自己专属的小办公室开始规划，伯格说，这问办公室比他以前在上诉法院的办公室还要小，更令人苦恼的是，旁边欠缺一间可当作工作室的房间。身为首席大法官，他是仅次于总统与副总统、在外交上代表美国政府的第三位正式代表，他将会接见外交使节以及拜访名流要人。他指着那问实在太过狭小、不登大雅之堂的房问，问联邦法院执行官：“我怎么款待那些国家元首呢？”绝对不可以如此，他的访客会如何看待他呢？
穿过位于外面的秘书办公室，这群人步入了最高法院里最机密的地方——案件讨论会议室。在这里，九位大法官聚集在此投票或是为案件作出决定。在沃伦时代，只有极少数的圈外人见过这间案件讨论会议室。通常每个星期五，大法官们会在这里开会商讨案件或是进行第一次表决。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不论是助理、工作人员或是秘书——得以进入这间案件讨论会议室。
伯格检查了这间宽大、嵌着橡木的房间以及那张华丽的地毯。一张12尺长、覆盖着绿色毛毡的桌子，立在房间的正中央，在它的正上方是一扇华丽的吊灯。桌子的四周是9张美丽的、高椅背绿色皮制旋转椅。每张椅背上的黄铜名牌，标示着它的使用者。首席大法官坐在桌子尽头，资深陪席大法官则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其他的陪席大法官们就分坐在桌子两旁，一边三个人，另一边四个人。“这个房间足以完美地款待访客们。”这位首席大法官说。他告诉同行的人，在建筑师原初的计划里，这个房间是要留给首席大法官的。或许，在这栋建筑的另一边，有着更多正式摆设的大会议室。“在那里举行讨论会可能会更好。”伯格说，或许在那个“中立的角落”才是最适合的。然后这个房间应该变成首席大法官举行仪式的办公室。他也可以将这个房问当作私人的小型餐厅。接下来，伯格领着大伙穿过走廊，到达法庭，他们从法官席的后方进入，就一如同大法官们来此听审口头辩论或是宣布判决时所走的路线。伯格向下走到那个位于庞大法官席前方的座位，这间垂着深黑色窗帘、庄严的大房间里，有着24根将近44英尺高的大理石柱子，擎天顶着一面雕琢的大理石嵌板，一如大教堂一般。
这位新任首席大法官走到那张律师们向九位大法官进行辩论的讲台前——这里没有证人，也不必出示证据。
“辩论是一门艺术。”伯格说。他回想16年前，当他还在司法部工作时，他曾经站在相同的地方，为美国政府辩论着一件当时最为轰动的案子。检察总长西蒙·沙伯洛夫（Simon Sobeloff），曾经拒绝为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的案件进行辩论。彼得斯是一位耶鲁大学医学系教授，被发现有不忠的行为，并且遭到公共卫生部（Public Health Service）开除顾问的职位（“彼得斯诉霍比”[Pe-ters v．Hobby]）。这项不忠的行为是根据一个匿名的控诉而被揭发的。伯格说，当时沙伯洛夫应该辞职，而不是拒绝为他的客户辩论，即便他的客户是美国政府。于是，沙伯洛夫成了自由主义者以及民权自由主义论者的伟大英雄。但是伯格司法部的老板们，却对于伯格的忠诚感到非常欣慰。那或许是为什么在三年之后他们以巡回上诉法院的一席酬赏伯格，但伯格并没提及他输掉了“彼得斯”案。
这位首席大法官继续告诉他们，他是如何首先得到司法部理赔处主任的职位。在1952年共和党党员大会担任史戴生的竞选总干事时，他曾经在一场重要的资格审核战中帮助艾森豪威尔的人马。
伯格指向那九张大法官们的高背黑色皮椅，每一位大法官选择他们自己的椅子，因此大小与风格各异。有的椅子比其他的要高了一英尺。相较于其他光滑的椅子，道格拉斯的椅子是凹凸不平的，这使它看起来相当不恰当和杂乱无章。伯格说：“将来，只有一种椅子可供选择。”
伯格依然待在讲台上没有离去，他看着法官席，回想起在“彼得斯”案里，曾经与雨果·布莱克大法官在此交换意见。然后他忽然指向法官席的正中央，曾经有一次，他正在回答一个自“那里”提出的问题，而同时另一个问题突兀地自另一边冒出来，十分不恰当地中断他的陈述。因为所有的大法官们是坐在笔直的法官席上，形成直直的一条线，他们无法看见或是听见彼此的发言。他说：“这样的状况必须被改变，我打算将法官席转成弧度，如此一来，大法官们就可以见到他的同僚们。”另外，这个大房间里的音响也很糟糕，他说，那也应该一并改进，或许架设麦克风是个不错的意见。助理们开始感到不耐烦。最后，他们其中一个人建议，如果首席大法官在其他大法官们不在时，率先作了改建的计划，或许会令他们感到不悦，当然，伯格对他的建议恍若未闻。
他们走到一楼的走廊，也是大法官办公室面对的走廊。当他们一行人沿着走廊走时，伯格指出更多不同的问题：诸如需要再油漆的地方、不适宜的照明设备、他还要一个光线充足的书房，等等。他将会订出一个标准的空间使用规则。他想植物应该会为这贫瘠灰暗的大厅带来生气才对。另外像电话系统过于老旧，接线生使用过时插入式的电话总机，丝毫没有效率的自助餐厅也旧了，说是破烂不堪更为贴切。由于没有影印设备，因此资浅的大法官只能使用那几乎无法辨读的复写字迹。也没有电动打字机来做出和印刷品一样质量的信件与备忘录。最高法院外面的景色单调乏味，连警卫也没有白宫前警卫们的活力与专注。
事实上，伯格总结：最高法院大楼与白宫一样宏伟壮丽，有精雕细琢的装饰、柱子、黄铜的门以及最棒的木料，但是它们并没有被妥善保养。现在看来，彻底重新整顿是必需的。19世纪的行政系统或许是迷人的，但是缺乏效率。这趟最高法院之行耗时两个钟头。
在上诉法院时期，伯格喜欢享受固定与助理们共进午餐的乐趣。7月21日，他带着他最高法院的助理们，一块儿坐进他的大轿车到他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国家律师俱乐部（The National Lawyer Club）。那里安静的气氛可以让他放松，让他仔细思考。那个午后，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对艾森豪威尔、比尔·罗杰斯（Bill Rogers）以及哈罗德·史戴生的政治回忆。“我怀念政治。”他说道。媒体对艾森豪威尔是不公平的，声称他缺乏聪明；媒体也同样对史戴生不公平，他持续参与竞选总统却不断失败，媒体当作是个政治玩笑嘲弄他。报纸操弄新闻，让它符合编辑的观点。好比《华盛顿邮报》在这最近十年里，编辑们坚持不在报上刊登那些保守温和的上诉法院法官的名字。同时，报纸也夸大了自由派，特别是巴哲隆的决策。助理们不相信他的话，但首席大法官举出例证，最近自《华盛顿邮报》离职的一位记者就曾经向他亲口证实。《纽约时报》以及《华盛顿邮报》的立场是反尼克松、亲巴哲隆，因此必然也是反伯格。这两家报社都曾攻击过他，他们曾经拒绝过他的邀约，而且相信将会持续抨击他。《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曾经是他办公室所订阅的报纸。
他的心情轻松愉快，他很高兴事情渐渐上轨道了。他希望能够将他的书桌以及办公室里其他的家具搬进案件讨论会议室中，并且尽快让一切就绪。当其他大法官回来时，他们将会面对这个“既成事实”。伯格的助理们很惊讶，他竟然没有咨询其他人的意见，就独断采取这样的动作。他似乎是将自己推向了一个不必要的对立之中。
回到他的办公室里，伯格发现另一个机会可以达成某件前任者曾经失败的事。沃伦法院已经与国会疏远多年了，特别是与那些年迈、位高权重、保守的委员会主席们。他们对于最高法院的决定并不喜欢，也厌恶沃伦对他们的冷漠。
伯格打了通电话给众议员约翰·罗尼（John Roony），他是白宫里掌控最高法院开销的次级委员会主席。沃伦曾经私下表示：这位粗暴、声音沙哑、65岁的罗尼，是个“霸道专横又报复心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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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时报》
一本引发各界热烈讨论的书。第一本解密世界上最重要的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内幕报道。单单是这个理由，就值得你翻开这本书来读。
——《商业周刊》
惊世之作！笔调轻快，披露了引人注目的内情。
——《华盛顿邮报》书评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伍德沃德和阿姆斯特朗，感谢他们愿意粉碎阴谋、披露真相，并最终做到了这一点。揭发体制运行的实貌是新闻调查的最高传统，它与最高法院一样将深深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周六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