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伟杰，男，1971年12月生，汉族，浙江桐庐人。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1999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博士学位。1999年3月起任教于复旦大学法学院，2006年11月起任复旦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代表性学术作品有：《现代政治的宪法基础》（2001年）、《宪法的理念与制度》（2004年）、《制度、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2006年）。

    法治是一门实践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是一个社会的、实践的概念。尽管法治所提供的规则体系在本质上依赖于社会场合和重复性的人类行为，但无论是成熟的现代法治国家，抑或是正在走向法治的现代国家，其法治的实践都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场景、社会资源和文化要素下的特殊问题。也就是说，怎样表述法治、怎样建设法治以及如何实践法治，在不同的文化资源和制度框架下是有着不尽相同的学术表达和研究路径。当然，这种学术表达不能也不可能脱离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诉求。这就是《法治与现代国家的成长》试图秉持的学术立场。

    第四，中国法学对法治问题的研究应该着眼于敏锐探索中国法律发展的战略定位、价值选择与体制建构。在推崇人治的文化氛围里推行法治的制度创新，这样的法治实践本身就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置于这一特定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法学理论创新就不能拘泥于“目的一手段”这样简单的功利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公式，更不能以单线进化的决定论的思路来寻求中国法治建设的战略定位、价值选择以及体制建构，而是要把一个民族国家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制度和法外制度间相互作用中存在的偶然性、文化意蕴以及宏观层面的法与社会的相互进化一道纳入法治研究的视野，从而在保持法与社会在结构上的可选择性和反思性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法律发展的战略定位、价值选择与体制建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文明共同体都有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解和设计。在推崇人治的文化氛围中，在被法国比较法学家达维德称为是“没有法的社会理想”[2]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法的社会理想，但同样有基于理想社会而对法的另一种思考，延伸到现实的法律制度和基本的法律观念，也就不可能违背人类赋予法律的终极使命：秩序和正义。[3]这即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说的，“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极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

导论 国家成长与法治意义
一、国家成长与国家治理
二、法治建设与学术使命
三、学术立场与研究思路

第一章 国家转型与法治的提出
第一节 国家转型的合法性基础
一、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二、人民主权对于法治的意义
第二节 国家转型的合理性要求
一、现代国家政府体制的转换
二、代议制民主对于法治的意义
第三节 国家转型的法治逻辑
一、现代法治的提出
二、现代法治的意义
三、现代法治的发展

第二章 现代国家的成长与法治观念的变迁
第一节 现代国家的成长与法治的关系
一、现代国家的成长为法治提供了空间
二、现代法治为现代国家的成长提供了方向
第二节 现代国家成长的危机与法治观念的变迁
一、现代国家成长危机的表现
二、现代法治观念的变迁

第三章 革命后现代国家治理与法治的冲突
第一节 革命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探索
一、国家治理的革命模式形成
二、革命模式下国家治理的危机
第二节 革命模式下的法律改造运动
一、革命后法律改造运动的展开
二、革命模式下法律改造运动的困境

第四章 国家治理转型与法制的兴起
第一节 国家治理转型与建设模式的形成
一、革命模式的终结与国家治理的转型
二、年宪法与建设模式的形成
第二节 建设模式下的法制再造与法律发展
一、建设模式下的法制再造
二、建设模式下的法律发展
第三节 法制再造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困境
一、法制再造的理论基础
二、法制再造的制度困境

第五章 国家成长与法治的展开
第一节 当代中国国家成长的法治基础
一、市场、法治与国家治理转型
二、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
第二节 当代中国国家成长的法治逻辑与制度要求
一、当代中国国家成长的法治逻辑
二、当代中国国家成长的制度要求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