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用30年时间，查理大帝就把从父亲皮皮诺手中接过来的王国领土扩大了一倍。无数的教堂、修道院和大主教教堂，形成了西欧最早的前城市网络。加洛林帝国的结构，完全是非集权的结构，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它是不同于集权主义罗马的日耳曼新世界的必然发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帝国已具有一种超封建的组织能力，使早期分散的封建秩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化。现在，在我们正在回溯漫长的欧洲之路上，我们正处在两头同样距离的中间路段上：一头是5世纪日耳曼第一阶段的欧洲；另一头是两千年纪上半叶末（14和15世纪）从罗马一日耳曼混合体中产生各个国族一国家的欧洲。
因此，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从一千年纪进入两千年纪。当时的变化，其激烈程度与目前从两千年纪进入三千年纪的变化一样大。目前，由中世纪形成并在现代得到发展的国族一国家也处在沸腾状态，好在人们现已设想出一种超越纯粹国族的单位和认同。不过，如同任何大规模历史过程一样，这还需要时间才能看清楚。但是，不管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所有欧洲公民今天都应质朴地想到：“一切都得慢慢来”。在我们人类的眼睛里，任何运动过程都是缓慢的。但是，我们的期望愈少，得到的会愈多。一千年纪末的欧洲市民，当时也可能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没有思想准备。
加洛林帝国当时没有任何政治决策中心或日首都，这就如同19世纪中叶德意志第一帝国期间日耳曼人的发展情形一样。查理大帝在他的不同宫廷里或日“王府”里进行统治，它们都是国王的住处，遍布整个帝国。他特别喜欢住在有温泉的罗马古城阿瓜埃，也就是现在的阿吉斯格拉；他也喜欢到现在德国西部边界的茵格莱姆、马冈西亚和尼姆维根等王府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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