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冷战旗手——温斯顿·邱吉尔
温斯顿·邱吉尔，这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名字，他来自英国古老的马尔巴罗公爵家族。在英国，邱吉尔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姓氏，但是，温斯顿给这个古老的家族所添加的荣耀与辉煌，远远超出了其先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邱吉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领袖，带领英国人民勇敢地面对甚嚣尘上、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不屈不挠，力挽狂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然而，在邱吉尔熠熠闪光的身形背后，却隐藏着另外一副鲜为人知的嘴脸，那就是邱吉尔既是一个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同时也是一位食古不化的反共分子，其反苏反共的历史可谓由来已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来没有哪位西方政治家能够如此之早、如此精确地预测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冷战，从来没有人如此急不可待地打开冷战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让冷战的灾患长期滞留人间。与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相比，邱吉尔在促成和加速战后初期美苏冷战中所起的作用同样引人注目。正是由于邱吉尔等人不遗余力地鼓噪和宣传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分歧，最终促成了美苏冷战。美苏冷战格局确立后，扎根并作用于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时光流逝中，深深作用并影响到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
一、制造世界“新的不和谐”
温斯顿·邱吉尔出生于1874年11月30日，他的祖先是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马尔巴罗公爵，他的父亲是伦道夫勋爵，曾担任英国下院议员、爱尔兰总督。邱吉尔从小就笼罩在浓厚的政治氛围中，这个显赫的贵族之家，为邱吉尔的从政之路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1901年，年轻的邱吉尔当选英国下院议员，正式开始了其漫长的政治生涯。
邱吉尔的反共思想由来已久，在其1906年担任内政大臣时，他就明确表现出敌视和排斥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倾向。1918年，苏俄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邱吉尔仇视社会主义的右翼思想进一步升级。苏维埃俄国被邱吉尔视为西方国家的死敌，他将布尔什维克比作“残暴的黑猩猩”，认为布尔什维克很快将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代。因此，邱吉尔不遗余力地推行攻击和对抗苏俄的政策，排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竭力鼓动西方国家对苏俄社会主义实施封锁与孤立政策，甚至鼓动对苏维埃政权采取直接武装干涉。邱吉尔的这一立场终其一生，鲜有改变。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西欧各国遭受灭顶之灾、英国和苏联都面临着与德国法西斯生死对决的关键时刻，邱吉尔也仍然没有放弃其旧的反苏思想与立场。
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很短时间里，法西斯德国利用其战前积聚的巨大力量，一路攻城掠地，斩将夺旗，连续击败欧洲众多国家，将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尽数纳入法西斯的专制、恐怖统治中。在德国法西斯进攻北欧各国得逞之后，英国的处境危在旦夕，在此危急时刻，已经66岁而且远离英国政坛达11年之久的邱吉尔，受到英国NT_乔治五世的召见，受命组成英国战时联合内阁，取代战前一直热衷于对德国法西斯推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政府，领导英国抗战。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邱吉尔勇敢地承担起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在随之而来的法兰西战役、英伦作战中表现出坚强的抗德意志和决心。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进攻，欧洲战争全面扩大。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突袭美国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这使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战火扩展到亚洲太平洋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升级，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政治与军事联合，加速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建立。然而，尽管反法西斯各国订立了各种政治与军事协定，确定了在战争中相互配合的政治原则，但是却没有着力解决横亘在各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苏联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双方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政治与经济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政治与军事的“不和谐”始终存在，贯穿于整个战争进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领袖，邱吉尔很少淡化和忽视美英等国与苏联之间存在的“不和谐”，而是不时地扩展，甚至制造一些“新的不和谐”。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德国法西斯锐利难当的军事矛头转向苏联，邱吉尔为此大喜过望，他公开宣称：“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希特勒，这个目标使我的生活更加单纯了。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要在下院发表一篇同情魔王的声明。”在邱吉尔看来，苏联参加对德国法西斯作战，将极大地缓解英国在欧洲独木难支的艰难处境，客观上有助于改善整个欧洲的战争形势，这对于反法西斯战争是极其有益的。
然而，在邱吉尔的思想深处，却不自觉地流露出对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即使在苏联与美英等国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后亦如此。邱吉尔在发表他的援助苏联声明时特别指出：“纳粹制度具备同共产主义一样的最坏特征……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没有哪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对以前说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每句话，至今毫不反悔。”①可见，尽管邱吉尔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抗战，甚至英国还和苏联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但他却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苏联，以偏见或者敌视对待苏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苏联党同伐异、大加排斥，邱吉尔这种反苏反共思维贯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程。
在邱吉尔反苏反共思想的主导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问题上．英国都坚持防苏反苏的政策，诸如第二战场的开辟、战后东欧国家边界的划分以及政府组成、战后美英苏大国关系等，这种反苏反共的思想与实践，直接加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英国在许多问题上的直接对立和冲突，不仅影响到美国的对苏政策与实践，而且也极大地影响到苏联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战时合作，甚至影响到战后欧洲的政治与军事格局。这种反苏反共思想的流毒传播久远，广为弥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最终直接促成了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
二、“鳄鱼软下腹部”理论
在苏德战争打响后，为了减缓穷凶极恶的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军事进攻，削弱其战争机器，斯大林很早就向邱吉尔提出，要求英国在欧洲西线开辟第二战场，打乱其战争部署，使德国法西斯首尾不能相顾，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早日结束战争。1941年9月，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英国，商谈英苏双方的军事合作。在会谈中，苏联代表团团长、苏军副总参谋长戈尔什科夫将军向英国正式提出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但却被邱吉尔严词拒绝。邱吉尔给出的理由是，英国初败，无力对德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无法开辟第二战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机还不成熟。此后，从1941年到1942年，苏联又多次要求英国开辟第二战场，甚至斯大林本人也亲自向邱吉尔提出这一要求，但都遭到邱吉尔的严词拒绝。
客观而言，就1941年和1942年的战争形势而言，的确如邱吉尔所言，欧洲尚不具备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然而，在邱吉尔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种种说辞的背后，却隐含着更多的政治因素，掺杂了更多的个人意识。正像邱吉尔自己所说的那样，实际上他期待着德国与苏联这两个欧洲的庞然大物拼死厮杀，一个被杀死，一个气息奄奄、堪堪待毙。这样，战后欧洲就可以像邱吉尔所一直希望的那样，由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来收拾残局，主导欧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方向。
1942年5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再次就第二战场问题与英国展开谈判。但在谈判中，邱吉尔含糊其辞，妄顾左右而言他，他一直围绕着第二战场可能遇到的气候、地理环境、登陆点选择等问题大谈特谈，始终不愿切入主题。邱吉尔的含混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无法直接拒绝苏联的合理要求，害怕苏联在得不到英国的援助后与德国单独媾和，让美英等国在欧洲独撑危局。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以牺牲美英等国军事力量为代价，让苏联坐享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成果。因此，即使苏联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和支持，邱吉尔仍然坚持推迟开辟第二战场。邱吉尔的顽固态度不可避免引发苏联对英国战争动机的怀疑，给盟国战时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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