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1990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跨系教授及讲座教授，以及密歇根大学比较文学和亚洲语言文化系跨系教授及讲座教授。1997年获美国古根汉（Ouggenheim）学术大奖。英文学术专著有：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Token of Exchange（主编，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年），The Clash of Empire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Wrirink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与Judith Zeitlin合编，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200 3年）；中文专著有：《语际书写》（香港天地出版社，1997年；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持灯的使者》（主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一书中译本，三联书店，2002年，2007年）等。

    《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聚焦于19世纪晚期大清朝与英国之间的“帝国碰撞”，对“帝国”问题进行了跨文化的历史研究。作者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及视觉文本中的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通过爬疏相关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作者处理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文本和历史事件，如国际法、符号学、帝国之间的礼物交换、传教士的翻译、语法书，甚至还有殖民摄影术，而这一切都由与欲望和主权想象有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这条主线贯穿起来。作者的核心关怀是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是如何被帝国的话语政治“塑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

    此书的研究精微周密，指出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阴影，如何仍然限定着我们今天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此书规划宏大，通过发现新的问题和探索新的方法，为当代学，术在这方面的思考带来了新的方向。
    ——《中国历史评论》（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刘禾的论点富有挑战性，机智多谋。她强凋语言的重要性，指出翻译家、传教士和外交官等人对语言意义的诠释，如何同时也影响了外交事件、自我意识以及主权思维。《帝国的话语政治》点中的是历史事件的精神与灵魂。
    ——《史学家》（The Historian）

    第一章  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
    当代科技之“新”总是令我们在文化上措手不及，其实这一说法并非确论。很多背景性的假设与实践之“旧”还潜藏于这些个案的边缘，未能得到检验。这种遗忘同样也构成了科技的语境，并且框定了我们的问题与反应。
    ——保罗·拉比诺，《理性人类学论集》
    一般说来，国家的概念撇开主权是无法想象的。不过，这一老生常谈究竟揭示了一些什么道理？它向我们秘而不宣的思想又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的疆域和族群身份仍然在不断地聚散分合，当代帝国也经常以民族国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为此，即使是负载普世价值的个人，如今企图要完全摆脱主权想象的阴影，恐怕也是困难重重。这一切，使得我们不能不进一步思考有关人的尊严的种种现代论述，这些论述本身有没有罩着一层主权想象的神秘面纱？我们还要问：人的尊严究竟是相对什么而言？尤其在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丧失主权往往意味着尊严的泯没？为什么尊严的复得往往意味着主权的重申？
    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曾试图以“致命的生存心理症结”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此种心理症结完全可以追溯到那段充满暴力的殖民历史。他的观察充满了洞见。法农的临床研究对象主要是殖民地的黑人群体，他发现在这些人中间，存在着普遍的自卑情结和殖民地式的精神分裂。法农这些诊断针对的虽然是20世纪的症状，但其分析即使在今天，也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的思考已渐渐地脱离了半个世纪前曾经反复困扰法农的那种问题意识，因此，对于他所诊断的殖民地式的精神分裂症状，我们还有必要提出新的解释，也就是说，无论是研究帝国，还是研究前殖民地人民屈辱的原因，我们都不能不首先对“主权想象”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地解释殖民地和后殖民地人群的特殊经历，进而更好地回答这些人群的心理情结为什么与国家主权这一类大问题有密切的关联。我认为，对于当前急剧变化的世界来说，进行此类思考愈显迫切。
    哲学家让一吕克·南锡（Jean—Luc Nancy）对冷战后主权状况的变迁曾作过一些深入的反思。他提出，全球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要取代战争这个概念，并同时取代政治及司法意义上的主权概念，但恰恰就在这个取代的中心，战争又卷土重来，虽然有人曾经声称战争根本就不会出现。“我们心中的焦虑所表明的……既不是某种悔恨，更不是某种怀旧，”南锡写道，“我们的困难是，明知主权的权威之光如此阴森可怖——也无比地灿烂和辉煌——我们在无论什么意义上都没有办法摆脱对于主权威势的依赖。”南锡的观察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大量的印证，特别是当今大量存在的流散人口的流布和漂泊。当人们从一个主权国家迁徙到另一个主权国家一一无论是为了政治避难还是出于经济机会——他们当中出现的由主权想象而引发的种种冲突，说明人们没有可能摆脱对国家主权的依赖。这无疑支持了南锡的论述。假如有人以为主权的意志仅仅对于那些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人才有意义，而那些流散的人群移居到异国他乡后，为自身的权利和尊严所作的那些斗争，那些为了在政治上被异国社会承认的努力，都与主权的想象无关，这种想法就未免太幼稚了。事实上，离开主权的概念，所谓在政治上被异国承认的要求，本身就无立足的可能。比如在美国，哑裔一美国人、非裔一美国人或犹太一美国人这一类身份的界定——无论我们用不用连接号来书写这个身份——就已经将个人的身份纳入了有关美国人权利的主权论述之中了。因此，每当听到人们大谈所谓文化的混杂性（hybridity）和多重性（multiplicity）时，我就开始产生怀疑，这种含糊其辞的概念是否恰恰在掩饰自身的主权欲望的冲动，或者说，至少缺乏对这个问题的反省。
    无论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部，还是在国际领域，国家主权长久以来是人们争讼不已的话题。因此，当我们试图去理解和分析人们的国家认同乃至种族认同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就事论事，还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国际因素在民族国家自我想象中所起到的作用。我这里的国际因素指的不是对民族国家疆域的超越，而是从两者的辩证关系中，随时看到的内中有外的简单道理。当然，面对具体的个人，以及此人在具体的场合必须做出的抉择时，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简单。因为一个人身份的选择，甚至生命的政治归属——公民身份仅仅是生命的政治归属中的一面——通常取决于他（她）所在的世界对于国家主权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同时也取决于这个世界所不能对国家主权提出的那些问题。
    这里的思考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涉及到自由的理念，以及围绕自由理念的一系列法律、哲学和历史话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说过：“每一个民族都梦想着自由。假如有上帝管辖，他们就可以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自由，否则，自由的担保和象征就是主权国家。”安德森的观点论述合理，以史为据，似乎无可非议。然而，恰恰出于对历史的关怀，我们还需要深入探询这个“自由”的含义，并力争在权利话语的统辖之外，展开这项工作，而非先入为主——以为自由之梦的普世价值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就一定会产生对主权国家的渴望。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通向自由的必然途径是主权国家？为什么这个真理如此地不证自明？如此必然？如此强大？由于近代国家和帝国之间的交往恰恰是围绕主权而展开的。因此，这个真理的不证自明性也亟须重新打开，进行仔细的分疏。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首先不应该是简单地回到法律话语的传统本身，而是要尽量超越现有的学术格局。基于我们对殖民历史和跨语际实践已经获得的了解，基于我们对差异性、拜物情结、身份认同以及交互逻辑已有的研究，我们应该能够对欲望、权利和主权想象等相关论题提出新的问题。为此，本书旨在提出，主权思维和国际法的兴起不能单纯归结为欧美法律传统自身的发展，因为这一传统其实并不能解释它自己，它还受到全球范围的知识范式和物质文化发展史的制约。主权想象，它无疑是国家建构和帝国扩张过程留给我们的重要的知识传承，不过，借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话来说，今天的学者应学会质疑“经验实证的简单逻辑，而沿着另一种由欲望、压抑、投入和映射所支配的更复杂的逻辑”的思路，开始对这一历史传承进行重新整理和重新思考的工作。
    帝国的符号指涉：A  （·——）B  （——···）
    阅读帝国——这是本书的基本任务——意味着什么呢？它首先意味着历史地思考主权思维在异质文化和异质语言之间的运动。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地面对语言、战争、国际法甚至符号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追问这一切是怎样与主权国家和帝国的各种发明创造相互纠结在一起的。
    军事技术史表明，陆海军电讯系统在19世纪初叶产生了迅速的变革，这些变革在19世纪后半叶达到戏剧性的高潮。追述这段痨史可以提醒大家：我们所熟悉的“符码”、“符号”、“信号”等概念最早并不是由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和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发明的。其实，皮尔斯和索绪尔早就在与英国皇家海军的工程师、美国的摩斯电报码（Morse code）和梅耶信号系统（Myer signal）以及19世纪其他电讯系统的发明者们共用这些概念。从一开始，现代通讯系统的发展就与军事的技术要求紧密相连，并且它从来都是陆海军通讯系统的有机部分。
    至19世纪中叶，国际摩斯电报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视角，去审视现代帝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雄心。当时背诵摩斯电报码必须有口诀，也就是辅助记忆手段，旨在帮助使用者借助熟知的英文词汇快速记住编码。据说其中的一个口诀就是摩斯（Samuel F．B．Morse）本人发明的。26个字母中的A，在摩斯电报码中是用一短一长（·——）的符号来标记，这个口诀用的是英文词against（对抗）的发音；第二个字母8，在摩斯电报码中是一长三短（——···），口诀则是英文词barbarian（野蛮人）。如果从字面上直译，国际摩斯电报码头两个英文字母A和B加在一起，口诀就是“against[the]barbari—an”（打击野蛮人）。美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使用这种摩斯电报码的口诀。在隐喻的层面上，摩斯电报码的头两个字母，道出了文明征服野蛮这个潜台词，被赋予其具体的历史涵义。因此，对它进行解码，也就是对英、法、俄、美及其盟军向亚洲人民、非洲人民、美洲人民发动的那些战争的性质进行解码，真正了解殖民战争中的军事行动所打击的对象是什么人。

英文版致谢
导言 是帝国的碰撞， 还是文明的冲突？
第一章 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
帝国的符号指涉：A（·——）B（——···）
衍指符号（The Super．sign）：不同的语言如何被抛置一处？
主体间性的交流与恐吓
欲望与主宰者的主体
殖民暴力与现代主权概念的起源

第二章 衍指符号的诞生
一个奇特的法律禁令
谁是野蛮人？
“夷”字之辩：1832年
野蛮人的眼睛（The Barbarian Eye）
英国人的名誉
殖民统治的伤害话语

第三章 主权想象
夷：如何命名主权统治的边界
失去指涉对象的“支那”：Cina、支那、China等
雍正帝及其文字狱
大一统的帝王意识形态
驱除“夷”字的幽灵
鸦片战争与“外国鬼子”

第四章 翻译《万国公法》
互译性：殖民主义史学的盲区
丁韪良：集翻译家和外交官于一身的传教士
《万国公法》翻译的前后过程
普遍性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寻找公度性

第五章 性别与帝国
帝王之间的礼品交换：“新约献本”
维多利亚女王与慈禧太后
海外传教的楷模
三条纽带之间的政治情感
捍卫一国之母

第六章 语法的主权身份
印欧语系家族的理论假说
马建忠及其语法著作
在语法性之外
“字”与“verbum”之间的衍指符号
结语围绕皇帝宝座的主权想象
殖民主义的影像技术
太和殿的宝座
主权想象的复写平面：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
附录一 林则徐等会奏《拟谕英吉利国王檄》及英译文对照
附录二 《公法新编》中西字目合璧（1903）
中文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