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朗人质事件、波斯湾战争，到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爆炸案，西方世界一直被一个名叫“伊斯兰”的幽魂苦苦纠缠。在新闻媒体的描述，以及政府、学界与企业专家的应和下，“伊斯兰”竟沦为恐怖主义与宗教狂热的同义词。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利用“伊斯兰”一词，来为其丧失民心的高压政权张目。
　　在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中，爱德华·萨义德针对伊斯兰被西方媒体塑造出的僵固形象，检视了其渊源和影响。他结合政治评议与文化批评来揭示出，即便是对伊斯兰世界最“客观”的报道，其中也潜藏着隐而不显的假设和对事实的扭曲。

　　我认为，大部分人类社会的知识到最后都可以透过常识来理解，而且臣服于某种批判性的评估。
　　常识与批判性的评估，分析到最后皆具社会性与一般知识性的特质，让每个人都能亲炙并培养，而不是某个阶层的特权，也不是一小撮领有凭证的“专家”的私产……
　　麻烦在于，训练衍生出学术派阀与新闻“专家”，他们脱离了社会现实、理智观点与知识责任感，若不是千方百计为莱一特殊利益集团张目，就是心甘情愿、百依百顺地为权力效劳。
　　——萨义德

　　为了向美国人说明替代性能源来源的重要，纽约的“联合爱迪生”（Consolidated Edison）电力公司在1980年夏天推出一部引入注目的广告。影片片段带出几个一望即知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人物——阿哈迈德?亚马尼（Ahmed Z.Yamani）、卡扎菲；还有一些较不知名、身着长袍的阿拉伯人，照片与影片交替呈现其他与石油及伊斯兰教有关联的人物：霍梅尼、阿拉法特、哈费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广告中虽然没有提到这些人物的名字，但是严肃警告我们：“这些人”控制着美国的石油来源。阴沉的背景旁白并未说明“这些人”到底是谁、来自何方，只是让人觉得这批清一色男性的恶棍已经使美国人落入极度虐待狂的掌握之中。“这些人”只要像过去出现在报章电视上一样再度现身，就能够令美国观众感受到混合着愤怒、憎恨与恐惧的情绪。而联合爱迪生公司为了其商业理由，就是要激发并利用这些感受。曾任卡特总统内政顾问、后为克林顿政府高层官员的斯图亚特?艾森斯泰特（Stuart Eizenstat），他在1996年曾敦促克林顿总统采取“强势步骤，动员全国来因应真正的危机与明确的敌人——石油输出国组织”。
　　联合爱迪生公司广告中有两项因素，构成这本书的主题。其中之一当然就是伊斯兰教，或者应该说是伊斯兰教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形象。另一项则是这幅形象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运用。我们即将看到，这两项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最终会使得它们揭露西方及美国与揭露伊斯兰教的程度不相上下，后者的具体性与趣味还略逊前者一筹。不过在我们检视现阶段情况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的历史关系。
　　从至晚18世纪末直到今日，现代西方对于伊斯兰教的反应一直被一种极端简化的思考模式所主宰，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东方学专家”。东方学专家思考模式的共通基础是一道想像的但泾渭分明的地理界线，将世界划分成两个不对等的部分，比较大的、“不一样的”那部分叫做东方；另外一个也就是“我们的”世界，则称之为西方（the Occident或theWest）。当一个社会或文化认定另一个社会或文化不同于它自身时，必然会出现这种分别。不过有趣的是，尽管东方向来被看做是这世界上较弱势的一部分，它总是被认定为比西方更广大、更有潜力（通常是毁灭性的力量）。伊斯兰教一直被归类于东方，它在东方主义整体架构中的命运，首先是被当成一个庞大坚定的实体，然后饱受极不寻常敌意与恐惧的对待。这种现象背后当然有许多宗教、心理与政治的原因；不过所有的原因都出于一种意识：就西方而言，伊斯兰教不仅代表可怕的竞争者，更代表对基督教后来居上的挑战。中世纪时代大部分时期以及文艺复兴早期，欧洲都视伊斯兰教为一种叛教、亵渎、晦涩的邪恶宗教。穆罕默德在穆斯林心目中是先知而不是神，这点似乎并不重要；基督教徒在乎的是认定穆罕默德为一个假先知、混乱的播种者、好色之徒、伪君子与魔鬼代言人。这种对穆罕默德的观点并不完全属于教义层面。真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使伊斯兰教化身为一股可观的政治力量。数百年来，强大的伊斯兰陆、海军威胁着欧洲，摧毁其前哨站，在其领域中殖民。它犹如一种更年轻、更刚健、更有活力的基督教在东方崛起，具备了古希腊的学术知识，单纯、无畏与好战的信念使它朝气蓬勃，准备要一举摧毁基督教。尽管后来伊斯兰世界江河日下，欧洲则蒸蒸日上，但是对于“穆罕默德教”（Mohammedanism）的恐惧一直阴魂不散。伊斯兰世界比全球其他非基督教宗教更接近欧洲，就是这种毗邻关系唤起了对于伊斯兰入侵欧洲以及其潜藏力量的记忆，一而再再而三，令西方困扰不已。东方其他伟大文明——诸如印度与中国——都被视为落居下风且距离遥远，因此不会让西方寝食难安。只有伊斯兰教似乎从来不曾全然降服于西方，而且原油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一飞冲天之后，伊斯兰世界早年的征服大业似乎又将卷土重来，令整个西方世界不寒而栗。20世纪80与90年代“伊斯兰恐怖主义”（Islamic terrorism）的勃兴，更深化、强化了这种震惊感。
　　到了l978年，伊朗占据舞台中央，让美国人感受到与日俱增的焦虑与激情。很少有国家像伊朗一样，虽遥远荒僻，迥然不同，却与美国人产生如此密切的关联。美国人似乎也从来没有这么一筹莫展，这么无力无助，只能坐视戏剧化的事件纷至沓来。他们无法忘却伊朗的存在，因为在许许多多层面上，伊朗都以一副桀骜不驯的姿态侵犯他们的生活。在能源短缺期间，伊朗是主要的石油供应国；它所处地区向来被认为是动荡不安的兵家必争之地。伊朗身为美国的重要盟邦，在美国的全球擘画中，伊朗失去了君主政权、军队与价值，这些都发生在持续一年的激烈革命动乱中，其规模之大，是l917年10月俄罗斯革命以来所仅见。一种自称属于伊斯兰、似乎颇受欢迎而且反帝国主义的新秩序，在挣扎中诞生。霍梅尼阿亚图拉（Ayatollah）的形象与现身占据了媒体，但媒体只是把他描述成强硬顽固、大权在握，而且对美国怀恨在心。到最后，由于逊王巴列维在1979年10月22日入境美国，一群伊朗学生遂于11月4日攻占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许多美国人沦为人质，一年多之后才获释。
　　对于伊朗诸多事件的反应，并不是发生在一无依傍的真空之中。在公众的文化潜意识背后，有一种对于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与整体东方的长期存在心态，我称之为“东方主义”。无论是最近出版且颇获好评的小说如奈保尔（V.S.Naipaul)的《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与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政变》（The Coup)，或者是小学历史教科书、漫画、电视影集、电影与卡通，伊斯兰教的形象都如出一辙，无所不在，而且都取材自对于伊斯兰教长期以来的观点：也就是经常将穆斯林嘲弄贬抑为石油贩子、恐怖分子，以及新近出现的残酷暴民。相反地，无论是在一般文化或特别是在对于非西方人的讨论中，都很少看到以同情态度来谈论甚或思索——更不用说是描绘——伊斯兰教或任何伊斯兰事物。如果要他们举出一位现代伊斯兰作家，大部分人恐怕只能举出哈里尔?纪伯伦（Khalil Gibran)，实则他并非伊斯兰作家。专攻伊斯兰教的学院专家面对这个宗教与其中多种文化时，通常会局限于一种虚构的或是文化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框架，其中充斥着激情与防御性偏见，甚至是强烈的反感；因为有这种框架，理解伊斯兰教遂成为一桩艰巨的工作。从1979年春天媒体对于伊朗革命的诸多深度探讨与采访来看，除了将这场革命认定为美国的挫败（当然就某种特殊意义而言，的确是如此)或者黑暗击退光明的胜利之外，其他观点乏人问津。
　　对伊朗的关注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伊朗与伊斯兰教都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外国仇敌。伊朗被认定是恐怖主义国家，因为它支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之类的团体——真主党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成立，目标是要反抗以色列对黎南的占领，并且被指控输出宗教激进主义，而且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波斯湾——霸权的顽强反抗，特别令人忌惮。《洛杉矶时报》伊斯兰教专家罗宾?莱特（Robin Wright)在1991年1月26日的专栏中写到，美国与西方政府官员仍然在找寻对付“伊斯兰挑战”（Islamic challenge)的策略，莱特引述一位不具名的布什政府“高层”官员的话，他承认：“我们对付伊斯兰教时，必须比三四十年前对付共产党更精明。”这一整篇五栏的文章虽然也提及将“众多国家”简化的危险，但是其中唯一的照片是霍梅尼。霍梅尼与伊朗具体呈现了所有伊斯兰教的可憎之处，从恐怖主义、反西方心态，到“主要的一神教国家中，唯一还会发布一套控驭社会法规以及精神信仰的国家”。文章中完全没有提到，就连在伊朗内部，对于这些法规甚至“伊斯兰教”的定位都有重大且持续不断的争议，对于霍梅尼贡献的质疑也是针锋相对。光是用“伊斯兰教”这个字眼就足以涵盖“我们”观照全世界时的忧虑。雪上加霜的是，克林顿政府已经提出法案，要惩罚其他与伊朗（以及利比亚、古巴)进行贸易的国家。
　　在辅助说明这种对伊斯兰教的普遍敌意时，奈保尔的角色耐人寻味。他接受《国际新闻周刊》（Newsweek International)专访（1980年8月18日刊出)时谈到自己正在写一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然后主动说道：“穆斯林宗教激进主义缺乏知识性的实质内容，因此必将崩溃。”但是对于他所说的是哪一种穆斯林宗教激进主义，以及他所想的是哪一种知识性实质内容，奈保尔都没有明言：伊朗无疑是他意中所指，但此外还有——以同样暖昧的用语——整个战后第三世界的伊斯兰反帝国主义风潮，奈保尔对之发展出一种特别强烈的厌恶《在信徒的国度：伊斯兰之旅》（Among the Believet: An Islamic Journey)一书中显露无遗。在奈保尔小说近作《游击队》（Guerrillas)与《大河湾》中，伊斯兰教是探讨的对象，也是奈保尔对于第三世界全面指控（并为此受到自由派西方读者欢迎)的一部分；这个第三世界是他杂凑了几个怪异统治者的贪污腐败、欧洲殖民主义的终结与后殖民时期重建本土社会的努力，来说明非洲与亚洲全面的知性败坏。“伊斯兰教”在奈保尔笔下独挑大梁，无论是表现在让可悲的西印度群岛游击队员取伊斯兰姓氏，还是表现在非洲奴隶买卖的遗风。对奈保尔与其他读者而言，“伊斯兰教”可以用来涵盖一个人基于文明、西方的理性观点所最无法认同的全部事物。
　　小说家、记者、决策人士与“专家”在处理“伊斯兰教”或者现今运行于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伊斯兰教时，宗教热情、争取正义的奋斗、凡夫俗子的弱点、政治竞争，以及被如实面对的男性、女性与社会历史，这些因素似乎都浑然不分。“伊斯兰教”看来就像吞没了多样化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层面，将它们全部化约为一种特别恶毒而且欠缺思维能力的本质。出现的结果大部分都不是分析与理解，而是形态最粗糙的“我们对抗他们”（us-versus-them)。无论伊朗人或穆斯林如何说明他们的正义感、他们被压迫的历史、他们对自身社会的展望，似乎都无关紧要；美国重视的是这场“伊斯兰革命”的发展进程，有多少人被伊朗革命委员会（Komitehs)处决，霍梅尼又以伊斯兰教之名下令执行多少桩怪异的暴行。当然，没有人会将琼斯镇（Jonestown)的大屠杀、俄克拉何马市爆炸案的毁灭性恐怖、对中南半岛的蹂躏这些事件，等同于基督教、西方或美国文明整体。这种等同方式只保留给“伊斯兰教”。
　　为何这一系列的政治、文化、社会，甚至经济事件，似乎都那么容易以条件反射的（Pavlovian)方式化约成“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到底有什么因素会激发如此快速而过度的反应？对西方人而言，“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在哪些方面有别于第三世界其他部分与冷战时期的苏联？这些问题绝不简单明了，因此必须借由逐项讨论、设定许多条件与区别的方式来回答。
　　用来指称庞大复杂实体的标签，其暖昧含混已是恶名昭彰，但同时又是无可避免。如果“伊斯兰教”的确是个模糊且充满意识形态的标签，那么“西方”与“基督教”也同样是问题丛生。然而，要避开这些标签并非易事，因为穆斯林谈论伊斯兰教、基督教徒谈论基督教、西方人谈论西方、犹太人谈论犹太教，以及他们在谈论另一方时，似乎都是自信满满、斩钉截铁。我并不想建议如何回避这些标签，我认为更能够立竿见影的做法是：开宗明义就承认，作为文化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非客观的分类法，“标签”确实存在而且行之有年：本章稍后我会将它们定位成诠释方式，是由我所谓的“诠释共同体”（communities of interpretation)为其自身之目的而创造的。因此我们要谨记，“伊斯兰教”、“西方”甚至“基督教”这类标签在使用时，至少有两种运作方式，并制造出至少两种意义。首先是单纯的指称功能，例如我们说霍梅尼是穆斯林或教宗保罗二世是天主教徒。这种声明告诉我们某件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隔的最基本资讯。在这个层面，我们区分橘子与苹果（就如同我们区分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地步只限于我们知道它们是不同的水果，生长在不同的果树上等等。
　　这些标签的第二种功能是要制造一种更为复杂的意义。今日在西方提到“伊斯兰教”这个字眼，会意指我先前论及的许多不愉快事物。更有甚者，“伊斯兰教”不可能意指一个人以直接或客观方式获致的知识。我们对“西方”的用法亦可做如是观。愤怒或武断地使用这些标签的人们中，有多少能够确实掌握西方传统的所有层面、伊斯兰律法，或伊斯兰世界的实际语言？显然少之又少，但是这种情形并无法阻止人们自信满满地描述“伊斯兰教”与“西方”的特质，或是自以为通晓自己正在谈论的事物。
　　因此我们要严肃面对标签，对于一个谈论“西方”的穆斯林，或者一个谈论“伊斯兰教”的美国人，这些广泛的概括化背后有一整套同时授予（enabling)又剥夺（disabling)的历史。这些标签带有意识形态，充满强烈情感，其生命力更甚于许多经验，而且能够适应新的事件、讯息与真实。现今“伊斯兰教”与“西方”在每个地方都再度呈现出强大的迫切性。我们必须立刻指出，与伊斯兰教彼此针锋相对的似乎永远是西方而非基督教，为什么？因为人们认定，虽然“西方”在概念上大于其主要宗教基督教，而且其发展也超越了基督教的阶段，但是伊斯兰世界——尽管包括不同的社会、历史与语言——仍然陷溺于宗教、原始与落后。因此西方是现代化的，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其文化认同永远是“西方的”；相较之下，伊斯兰教只不过是“伊斯兰教”，可以化约为一小撮陈陈相因的特质，尽管从表面上就可看出，其冲突的出现与多样性的经验和西方一样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