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现在需要什么
我支持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我知道我们可怕的战争力量，或者我称之为利维坦式的军队，在这个星球上无人能敌，能够比较容易地对付伊拉克军队。我还知道这场战争只是伊拉克从独裁噩梦转向多元而相互连接的社会的前半部分，而实施后半部分的努力——也就是缔造和平——将极为艰巨。后半部分的维和力量，之为系统管理员，是一支我所知道的军队领导人所完全不愿建立、更遑论使用的军队，一提起它就会勾起对美国在冷战期间进行国建设（比如说越南）的痛苦回忆。像其他人一样，我知道美军没有做好从事这项困难工作的准备，而且事实上它最初的失败远比战争的后果更严重、代价更高昂。
但我还知道的是：没有哪个政府机构对失败的反应能比美军更有力、更迅速。
的确如此。
当前，在整个美军，特别是在其地面部队（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中，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的被称为“转型”的军事现代化过程。曾经只是用高技术来发动战争，而现在却包含无数的低层次行动；从最高级形式的信息共享到我们地面部队所使用的最简单的交 战规则，所有这一切都集中于当前的新挑战：缔造和平。这个转向意义深远，以至于“转型”一词本身就词不达意，因为它对某种高技术程序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所以，五角大楼不是关注用于激发利维坦的雄心壮志的秘密“黑色项目”（black projects），而是与盟国就其如何分担系统管理员的负担而进行秘密会谈。2005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不是整篇地谈论如何同时打赢两场常规战争，而是提出了关于战争和胜利的新定义。正如军事历史的常有之事，占领对占领者的改变要多于对被占领者的改变。伊拉克战争不会给美军留下持久的烙印，但伊拉克和平会从头到脚地重新界定美军的作用，将转型的重心从空中移至地面，从重大作战行动转向冲突后稳定行动，从利维坦变成系统管理员。
而这可不是件容易事。
未来几年，争夺预算的斗争将非常激烈，因为军队将从资本密集型（例如，利维坦的极其昂贵的武器系统）转型为劳动密集型（例如，系统管理员训练有素的反叛乱力量和宪兵队）。国防工业复合体将被迫发生革命性变化：从制造数量少而且价格高得简直荒谬的产品到制造数量庞大，价格便宜，而且多为无人操纵的产品。各项事业得而又失，各种产业兴衰起伏，而缔造和平终将胜过发动战争。美国将管理全球经济体系：监视坏行为体，接触失败国家，引导正在出现的新支柱国家的崛起，同时还要发现处于萌芽时期的对国土安全的威胁。
不，我不是在谈论某种遥不可及的个人梦想。我在谈论的是近。来由布什行政当局阐明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是未来数十年美军最重要的革新。布什行政当局在2001年开始执政时还对这项战略的每一部分都抱以公开的蔑视，但当它于2009年离任时却已经根据“9·11”后的国际安全环境再造了五角大楼。这个国际安全环境是：仍然需要保卫的西方老核心，包括北美、欧洲、工业化的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需要深入接触的新兴核心力量，包括亚洲的印度、中国、韩国和俄罗斯；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处于全球经济的边缘并需要进一步融入其中的接缝国家，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以及需要在某个时候缩小其威胁的，到处脱节的断层区域，包括环加勒比海地带、南美安第斯山地区、非洲、高加索地区、中亚、中东和东南亚。
我与五角大楼共同工作的时间之长足以使我认识到，在推出新战略学说和为实现这些战略部署而正确排兵布阵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我们对于眼前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不应抱有幻想：生成一个新的全球安全秩序，这个秩序不仅延伸核心国家的安全，而且还结束断层区域的战争。是的，这个秩序要从美国开始。是的，这个秩要从安全开始。所以五角大楼最近的变化非常必要，即使这些变化还不算是非常充分。但更艰巨的工作还在前头，它不仅要召唤美国军队，而且要召唤整个美国政治体系，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包括见多识广的公民、口若悬河的律师和目光敏锐的投票人全力以赴。
美国正站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和平时期的转折点上，我们数世纪以来所熟知的战争已经从战略图景上消除。但为了达到这些高的目标，我们还需要更高级的手段。我们需要结束脱节现象，因为它是世界上危险的来源。我们需要缩小断层区域以及由其带来的痛苦和困难，直至消除殆尽。我们需要使全球化真正扩展到全球。
为了做成这些事情，我们需要一支既能缔造和平又能发动战争的军队。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部门，弥合政府中处理战争事务的部门（国防部）和处理和平事务的部门（国务院）之间的差距。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所有核心国家都具有一种制度能力，每次都能在断层区域减少一个脱节国家。
这不是一个在战争背景中严格描绘战争的大战略，而是一个试图将我们的思考置于其他背景中的战争（简单地说就是“全球化”）之上的大战略。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发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融合过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而它也同样界定了这个时代的冲突，其限制程度正如其对仍留在这个历史融合过程之外的区域（我称之为未融入的断层国家）一样。
许多知名的安全专家批评《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过于乐观和雄心勃勃，认为它完全拒绝经典均势模型及作为其基础的“现实主义”。他们这么说完全正确，而且更正确的是，这本《大视野大战略》就是对其所珍视之物的进一步拒绝。在本书，特别是第一章中，我准备使你确信全球安全新秩序的各个模块已经具备，正等着我们将之搭建成形并明智地加以使用。
让我们开始清除意识形态的神话，驱散有人散布的战争迷雾，
界定值得创造的未来吧。
理解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接缝国家
大约在《五角大楼的新地图》出版前一个月，我接到了普利策国防报道奖获得者、《华尔街日报》（Journal of Wall Street）记者格里格·贾菲（Greg Jaffe）的电话。格里格希望就我的生平以及他后来所谓的“新战争理论”做一个头版专访。这篇文章在许多方面与其说是介绍我的生平，还不如说是刊登了我以前给国防部所做的有关美国后“9·11”时代的大战略的著名幻灯片简报。正如贾菲向我解释的那样，在越战之后有四份简报（或者说是介绍）塑造了代人的军事战略思维，这四份简报声名之大以至于每份在今天都被称为“那份简报”。这四份简报内有对五角大楼当前努力界定的对战争与和平的未来愿景的基本解释。每份简报都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最早的一份始于20世纪70年代。
第一份简报的作者是约翰·博伊德（John Boyd）上校，一位敢于打破陈规的空军上校，以其决策环理论（观察-定位-决定-行动）而闻名。他的许多观点后来不仅塑造了海军陆战队关于机动战的定义，而且还阐明了由威廉·林德（William Lind）和其他人提出的所谓“第四代战争”（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模型）。这位“疯子匕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名，因为他使整整一代未来的军事领导人相信战争的首要之事是摧毁敌人的士气而非其有形资产和人员。这位善于表达而又用词粗鲁的约翰·博伊德给各类军人听众举办了上千场的精彩讲座。尽管他的知识影响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位叛教式的改革者未能晋升为将军，因为他赢得的敌人和崇拜者同样之多。
在20世纪80年代，第二份著名的简报试图缓解里根当局对高技术武器系统看似贪得无厌的欲望和持续的预算赤字之间的矛盾。这个由五角大楼传奇预算分析家查克·斯皮尼（Chuck Spinney）所做的简报将当代关于未来战争的辩论推向国会，也使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登上了l983年《时代》杂志的封面。斯皮尼运用长期经济数据，迫使五角大楼面对他所谓的“计划与现实的错配”问题。简单地说，防务计划制订者倾向于在白宫向国会提交的年度预算报告中塞人新计划，而这些新计划所需时间都超越了五年预算计划，因此它们将最终冲垮预算的“大堤”。换句话说，如果正在讨论的计划只是花费第一年研发成本的一小部分，那么到第十年总成本额——届时包括建造、部署和支持这些武器和平台（例如坦克、舰只和飞机）的费用——可能将是它最初被塞人时价格的几个数量级以上。正如你能想象到的那样，将军们的确喜欢讲这种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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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罗瑟尔，《芝加哥太阳时报》
他的著作不仅是决策者和专家们的案头必备书，也是所有生活在恐怖年代的人们希望了解世界前途命运的难得的指导书。
——谢瑞·古德曼，高级研究员，前美国防部副部长
托马斯·巴尼特在当代国家安全研究领域中，不愧是最有洞察力，也最有创造力的战略分析家之一。
——约翰·彼得森，阿灵顿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