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意义
有效利用外资、带动产业升级、提高产业集聚力、发挥外贸强市辐射力,是当前提升城市外贸发展活力的有效途径。由“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进人外贸500强企业进出口比重”、“特殊监管进出口份额”等4项三级指标构建的发展竞争力,是衡量城市外贸后劲的重要标志。
1.发展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之间契合度略有减弱,传统外贸强市发展后劲令人担忧。2011年,同时入围我国外贸发展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共计18座,比2010年少2座。发展竞争力30强榜单上,在综合竞争力百强之外的城市比2010年多1座。其中,广西北海依然游离于综合竞争力百强之列;甘肃金昌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由2010年的第87位退至第1l1位;贵州六盘水凭借单一指标晋升为发展竞争力30强新贵,但综合实力不济依然难成气候,仅排至综合竞争力第182位。反观综合竞争力30强城市,其发展竞争力排名虽依然均在前80名之列,但前10强城市掉落发展竞争力30强榜单之外的数量比2010年多1座,继2010年的浙江宁波之后,广东广州也被甩出发展竞争力30强榜单之外。此外,福建厦门、天津、江苏无锡、山东烟台、广东佛山、浙江杭州、广东中山、江苏南京、广东惠州等外贸强市的发展竞争力排名悉数下滑,其中烟台、佛山和中山的排名均退后5个名次以上,上述9市中有两座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反倒上升,其余7市综合竞争力排名表现均好于在发展分项表现。发展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的联动减弱,也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在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纵深发展的今天,传统外贸强市的后期发展势头开始萎缩,发展方式的诃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单纯依靠投资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效益、实现区域外贸的均衡发展才是各地应有的题中之意。
2.“四轮驱动”协调发展新格局已渐成形,中西部招商环境优化加快龙头企业国内布局。“十一五”期末,我国在区域发展“棋盘”上频繁落子,加快布局,目前“东部领跑、西部紧追、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区域间有效协作、良性互动的发展新格局已渐成形,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改善。纵观2011年发展竞争力30强榜单:东部地区雄踞第一阵营,除珠三角失守两座城市外,仍然保持2010年的阵容,长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各有6座和l座城市入围;环渤海地区占据3个席位;发展竞争力10强中依然有8座属于东部地区,其中江苏苏州、广东深圳和上海已连续3年分别蝉联冠、亚、季军的宝座。西部地区十年磨一剑,整装再出发,在发展竞争力30强榜单上持续快速扩张,在2010年增加两席的基础上再增l席达到6个席位,但其变脸频繁,有3座城市为榜单新的“座上宾”。地处内陆腹地的中部6省,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占据5席,尽管数目比2010年少1席,但抱憾退榜的湖南湘潭和江西新余排名依然靠前,分别为第34位和第37位,再加上首次入围的河南郑州实力不菲,直升53位名列第30。东北老工业基地蓄势待发,亦在发展竞争力30强榜单上占据6席,较2010年增加两席。2011年,发展竞争力30强榜单更新率为23.3%,7座新晋城市上榜,中西部地区招商环境优化带动龙头企业涌现,加上一些大企业的西进北迁,是导致发展竞争力30强榜单迭换的重要原因,如四川成都、重庆和河南郑州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有序承接东部沿海和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巨无霸富士康等大企业在当地建厂投产,而四川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的封关运作,也直接打开中西部融人世界经济的大门。受此影响,四川成都在发展竞争力排名由2010年的第12位上升至第7位,重庆和河南郑州排名亦由2010年的第93、83位快速提升至第28、30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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