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以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金融项目持续双重顺差、官方储备大规模对外金融投资为表征的外部失衡问题。数据表明，双顺差分别是由货物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顺差推动的。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经验角度看，这都是国际经济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从时间上看，中国外部失衡的谜团迄今已持续了近20年，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大规模经常项目赤字为标志的“全球失衡”更是维持了整整一代人之久，国际收支的“古典自动调节机制”已经基本失灵了。这是因为，当代的“外部失衡”，除了国际货币制度等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最优决策下的国际制造业转移与国内基本面因素结合所致，是一种长期现象。但由于传统的国际宏观经济学经典模型并不太关注FDI因素，这使得我们在分析中国双顺差问题时捉襟见肘。《全球失衡下的中国双顺差之谜：基于FDI-贸易-金融关联的一种经济学描述》试图将中国外部失衡之谜置于全球失衡背景下，通盘考虑“纵向”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FDI-贸易-金融关联和“横向”的欧美——中国——泛亚经济体的世界三角生产-贸易-金融关系，并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况将FDI和政策因素纳入宏观动态分析，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新尝试，以图在较全面、细致解释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形成机制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结论。
　　首先，企业最优跨国投资决策驱动下的微观“FDI-贸易关联”机制（FDI-TradeNexus）是理解全球失衡背景下中国“双顺差之谜”的一个起点。在全球化生产-贸易时代，在FDI流动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一国所吸收的特定FDI形式（这与该国的特定国家特征有关）会影响到其贸易模式和平衡状况；而生产-贸易利益的获得又会反过来影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影响FDI的进一步流入，并再次影响贸易（经常项目）。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外部推力）和中国自然禀赋条件、改革开放重大举措以及新重商主义政策（内部拉力）的结合下，FDI加速流人中国，并主要从事“垂直和出口平台型”生产-贸易活动，因而导致外资部门具有较高的净出口倾向，成为此后中国双顺差的发动机，外资企业行为在较长时间内主导着中国国际收支的方向。
　　其次，随着外资流入，中国迅速形成了由内资部门、外资部门“两部门经济”以及在分割的两部门之间充当管理者、消费者和融资者的强力政府部门组成的特殊经济结构。因而内资部门和政府行为的影响也不能忽略。从内资部门看，由于中国政府的货币补贴，国有企业在改革最初出口增长较快，而在90年代后期以后由于出口退税、《对外贸易法》等政策因素的推动及内资技术进步，所以国内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净出口（顺差）增长迅速。
　　在实际运行机理上，双顺差体现为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循环”，而政府行为在双顺差的内外双重循环中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在经济转轨启动时，在外汇短缺和国内储蓄行政动员已到限度的条件下，中国政府为了获得初始的货币扩张机制来刺激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战略是通过引入FDI（同时限制短期资本外流）形成金融项目顺差，并给外资部门加工贸易税收政策等优惠，来保证FDI-贸易关联下外资部门的贸易（经常项目）顺差的实现；在固定汇率和结售汇体制的配合下，政府获得双顺差外汇储备的同时也意味着按比例发行国内货币；而这些增量货币则在政府利率管制政策下，经由国有银行信贷途径，对内资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提供融资和补贴（这又表现为“国际收支一货币金融关联”），内资部门资本积累和产出因而得以提高，保证了内资部门的经济增长率和贸易（经常项目）顺差。内、外资两部门的经常项目顺差和FDI流人的金融项目顺差，使得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为下一轮的货币扩张和经济增长提供了融资，从而实现了“FDI-贸易-金融关联”机制下的“双顺差内部循环”。如此机理，既需要同期国际外部需求扩大的必要条件，也需要国内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推行内外资两部门差异化政策来作为保证才能实现。但政府推行内外资差别政策的一个副产品，是造成内资、外资两部门之间出现因资本边际生产力、资本积累转化率（资本流动性）差异、内资和外资的资本收入税率差别而带来的极不对等的套利机会，而这种不均等的套利机会在两部门分割情况下是无法得到平滑的，于是大量国内资本先通过各种途径外流，然后披上FDI外衣回流（FDI迂回），以假外资形式实现制度性套利，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顺差。

　　中韩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韩国对华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引致。中韩建交以来，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实际利用金额从1992年的1.2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51.6亿美元。截至2005年年底，韩国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38868个，合同金额703.2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达到311.1亿美元。到2011年年底，韩国对中国投资已达到500亿美元。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直接设厂还可以绕开贸易壁垒的限制，许多韩资企业将生产和加工贸易转移到中国。韩国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有2万多家，这些企业一般会从韩国进口大量原材料，生产出产品后出口到世界各地。在华韩资企业主要从韩国进口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进行深加工，然后再销往韩国和其他国家。据韩国贸易协会2003年对1180个在华韩资企业的一项早期调查，这些企业对韩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度达40%，而把产品返销到韩国的比率只有16%左右。韩国产业资源部一份报告称，2003年中韩贸易逆差中，加工贸易和设备投资逆差所占份额为57.4%，一般贸易引致的逆差占42.6%，即中韩贸易逆差中的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贸易和设备投资引致的。韩国方面的统计也可证实了这一点。如2011年韩国海关数据表明，韩国对中国出口前三类商品是机电产品、光学医疗设备和化工产品，当年出口额分别为501亿美元、230亿美元、165亿美元，合计占对华总出口的2/3。韩国从中国进口前三类商品是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2011年进口额分别为357亿美元、151亿美元、69亿美元。仅以进出口均列第一的机电产品来看，韩国对中国的该项顺差就达144亿美元。
　　其二，商品需求结构不平衡。90年代以来，中国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需求增加。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就确立了“出口第一”、“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90年代以来，随着韩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以资本技术为基础的机电产品、汽车、化工产品、钢材等出口大幅增长，这一趋势客观上和中国进口商品的需求结构十分吻合，因此，中国从韩国的进口逐年增长。这些进口产品主要为半导体、石油制品、平板显示器及传感器、无线通信仪器、合成树脂、光学仪器、计算机、石油化学化纤原料、钢铁板及石油化工半成品原料等；韩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尤以原料型商品为主，如纺织品原料及其制品、贱金属及制品、矿产品和农产品等，中国对韩国市场出口的主要品种为钢铁板、半导体、计算机、平板显示器及传感器、服装、煤炭、造船用棒钢及钢筋、无线通信仪器、精密化学原料及铝等。这些产品的含金量低，较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更易受到冲击，一旦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就很容易被替代。因此，商品需求的差异性，使双边贸易本身就存在不平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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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国际收支失衡之谜
第二节 理论与现实的困惑
第三节 本书的探索：主要观点

第二章 全球失衡下中国外部不平衡之谜的特征事实
第一节 全球失衡及其一般事实
一 美国“双赤字”加剧，债务增长迅速
二 与美国（欧盟） 的逆差相对照，亚洲的经常项目盈余在近年明显扩大
三 近年为美国赤字融资的2/3来自亚洲官方机构
第二节 中国外部失衡的内在结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纵向关联
一 经常项失衡主要来自加工制造业贸易顺差
二 金融项目顺差主要来自FDI流入
三 FDI-贸易关联的显现
第三节 中国视角的外部失衡：美欧一中国一泛亚的三角横向关联
一 国际生产联系：FDI流入的地区结构
二 国际贸易关联： 中国对欧美顺差和对泛亚贸易逆差的对称性
三 国际金融关联： 中国储备资产的累积和运用
第四节 小结：全球失衡下中国双顺差的真实图景

第三章 微观机理：跨国直接投资驱动下的国际收支失衡内生性
第一节 FDI-贸易如何关联：理论假说
一 水平、垂直一体化与出口平台型FDI
二 不同FDI行为下的贸易后果
三 FDI-贸易平衡的国家差异
第二节 一个世界三地区FDI-贸易关联模型
一 基本假定
二 六种投资模式下的企业行为
三 各种模式下的国际收支后果
第三节 数字一般均衡及其直观解释
一 世界分享低成本南方投资体制开放的收益
二 南方参与全球化的“学习成本”
三 跨国投资驱动下“全球国际收支失衡” 的内生性
四 南方组装成本上升之后果

第四章 宏观分析：政策干预下的内外资两部门经济与经常
项目动态学
第一节 包含出口补贴的简单模型
一 经济环境及行为
二 宏观经济均衡及动态学
三 简要结论
第二节 进一步考虑FDI流入的经常项目动态学
一 国内代理人、外资企业和本国政府三类经济主体的行为
二 宏观经济均衡及其动态
三 达到经常项目平衡的稳态条件
四 结构性冲击的比较静态
第三节 数值模拟

第五章 中国双顺差与全球失衡：经济解释与政策含义
第一节 “外部失衡”的微观动因和宏观根源
一 最优投资决策下的国际分工调整、贸易创造与顺差转移
二 “东亚制造”重心迁移与中国“新重商主义” 的历史耦合
三 内、外资两部门经济及其国际收支后果
四 两部门分割下的“资本迂回”与制度性套利加剧双顺差
……
第六章 研究结论
附录A “全球失衡”的研究综述
附录B 中国外部失衡的研究综述
附录C 三地区FDI-贸易关联模型的计算过程
附录D 考虑FDI流人因素的经常项目动态模型的计算结果
参考文献
后记
出版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