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HM理论之后，企业的权力理论呈现出强盛的发展势态，但众多文献在深化对该框架认识的同时，也表现出对该框架下“资本强权观”实质的一定程度修正和挑战，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 Bolton，1992）；德瓦特里庞和提洛尔（Dewatripont & Tirole，1994）；阿洪和提洛尔（Aghion & Tirole，1997）；赵（Chiu，1998）；蔡（Cai，2003）等，都是这方面的经典文献。特别是，拉詹和津加莱斯（1998，2001）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内涵来研究企业内的权力及其关系，提出了关键性资源的“进人权”理论。与GHM理论不同，他们认为物质资产不是企业唯一的权力来源，“进人权”或“通道”（access），即接近和使用资产、思想和人等关键资源的机会和能力，也是企业的一种权力来源。通过对这些关键性资源（critical resources）的“进入”（access）控制，由此便产生权力。在他们看来，进人权比物质资产所有权更具有一般性，因为这种关键性资源可以是GHM理论所关注的物质资产，也可能是“天才”、“创意”无形资产，这样它不仅可以解释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企业“权力”，而且还能够解释与非人力资本有关的“权威”。从这种意义上说，“进人权”理论是对GHM理论的一个强有力的挑战。
然而，这一理论也只是从关键资源的机制控制进行阐释，并没有从这些非物质资产本身的权力关系进行研究，因而这种创见与其说是对GHM理论的挑战，不如说是对其的补充和扩展。
按照以上论述，目前企业内部权力理论文献发展出以下一些命题：
（1）企业权威是替代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替代方式。
（2）不完全契约是解释企业权威或权力变量的重要理论前提。
（3）物质资产所有权是企业权力的一个来源，当合同不完全时，用“剩余控制权”更能代表资产所有权的权力。
（4）关键资源进入权或通道是企业权力的另一个来源，企业中的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够凭借其知识、信息、创意、特殊的技能等获得企业的某种权力。
由此可见，企业内部权力理论充分发挥了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试图通过企业内的权力及其关系，来探究企业权力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方式，为人们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问题提供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和工具。但是，这些理论中的权力内涵都是在“交易费用”范畴背后发生作用的，即是从交易属性体现了企业的本质，省略了企业作为组织的属性和生产的属性，因而对企业组织行为的解释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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