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生，1956年1月生，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镇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教学名师，省政协委员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先后在厦门大学、西北大学研修曾任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现任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当代山西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学位委员会社科评审组成员，山西省教育厅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经济管理学科评审组成员。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及山西省社科、软科学项目9项，共发表论著300余万字，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软科学》、《中国地方志》、《清史研究》等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主要代表著作有《西口研究》、《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山西典商研究》、《晋商研究》、《山西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参编《晋商巨擘》、《晋商史料与研究》、《三晋历史人物传》、《山西通志·总述卷》、《中国能源经济区研究》、《整体创新综合开发——90年代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与改革战略设计》等曾获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1项，山西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1项，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省教育厅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2项，省史志编纂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省优秀社科成果应用推广二等奖1项，北方十五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2项曾获山西省优秀教师、省“三育人”先进个人、太原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等称号。
　　
　　燕红忠，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史、晋商学。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8-201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工作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清史工程”（典志·商业志·商人篇）、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及山西省软科学、山西省社科基金等项目10余项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清华大学学报》、《清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管理》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已出版《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1600-1949）》、《晋商与现代经济》、《世界市场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产业结构模式研究》、《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山西典商研究》等专著多部。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山西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奖项。
　　
　　张喜琴，女，1973年8月4日生，山西省平遥县人。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讲师，博士。2011年南开大学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部21世纪重点规划教材项目4项及省市项目3项。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晋阳学刊》等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代表作有《西口考辨》、《山西典商的资本来源探析》、《浅析典商行会的历史作用》《清代晋商与徽商茶业贸易量的估计比较（1755-1895）》等。

　　明清时期，在国内商界先后兴起了晋商、徽商、陕商、洞庭商、江右商、山东商、广东商、福建商、宁波商、龙游商等十多个商人群体。这些商帮集团的兴起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因素，而且也代表了当时的商业与市场发展水平。
　　《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一书对明清时期最具特色的两大商帮集团——晋商与徽商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在对盐业、茶业、粮布业、典当业等各个行业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归纳了两大商帮的共同特征、差异及其兴衰过程，进而对两大商帮的制度模式、经营管理机制等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
　　在研究中，《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主要应用历史的制度分析与比较制度的分析方法，并综合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和方法，通过引入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并结合中国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演进特点，对明清晋商与徽商商业活动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综合研究，进而建立一个适宜于商帮集团乃至区域经济体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通过明清晋商与徽商的比较研究，探寻现代区域经济体之间不同发展路径的历史归因，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寻找现实经济中制度安排的多样化问题的原因，及未来的最佳制度安排路径。全书条理分明、结构严密、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活泼.史料搜集和运用细密精当，特别是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出，是中国商业史研究领域中的又一部力作。经鉴定，同意该课题结项。

　　徽州特定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使它成为一个高移民社会。随着中原望族向徽州望族的变迁，徽州的山越文化也变迁成以宗族文化为核心的新安文化。徽州多山，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成为避乱的理想世界。考察徽州的地理环境，要注意其封闭性和该区域整体所处的地理环境。徽州山区毗邻江浙平原地区，随着江南的开发及战乱向江南平原地区的蔓延，中原士族南迁避难地便因地理之便而逐渐深入徽州山区了。据《新安名族志》统计，两汉时迁入徽州的仅两族。此后，中原士族迁徽时间集中在三个阶段，即两晋、唐末五代及两宋之际。第一阶段是两晋之际。中原地区因“永嘉之乱”，造成人口南迁的高潮。中原士族跨江南下，又因东晋小朝廷内部动乱连绵不断，江南残破，卢舍为墟，因此有九个家庭便径直避人徽州。第二阶段是唐末五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中原动荡，四海沸腾，迫使更多士族南迁避难。这个阶段，迁徽定居的有24族，其中近20族迁自唐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直接由北方南迁进入徽州的，而是从邻近地区迁入的。北方土族从江南平原地区向江南山地的进一步迁徙，一方面反映了人口迁徙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徽州作为避难处的地理优越性。第三个阶段则是两宋之际。“靖康之乱”，金兵南侵，大批土族涌入江南，形成第三次人口南迁的高潮。这一阶段来徽定居的共有15族，其中11族是在两宋之交。
　　中原文化在徽州得以积淀保存乃至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土族宗族制度。这一制度萌发于东汉，形成并鼎盛于魏、晋，衰亡于隋唐。士族是凝聚力最强的宗族群体，当中原烽火使他们难以安居时，他们便举族南迁。在南方，尤其是南方的山区，士族宗族制度却得以保存。祭祀南迁始祖，是徽州宗族强化凝聚力的重要环节。《歙县志·舆地志·风土》描述了徽州的墓祭：“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族亦最繁，忠状、越国公之遗泽长矣。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又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焉。俗重墓祭，往往始迁祖墓自唐宋迄今，犹守护祭扫惟谨。因之坟地迷信受病亦深，祖坟荫木之争，辄成大狱，亦其一蔽矣。”墓者慕也，墓地乃追慕士族祖先的所在，也是收族、强化宗族凝聚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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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晋商与徽商：一个研究综述
一、晋商学与徽学：晋商与徽商
二、晋商学与徽商研究的历史沿革与比较
第二节 晋、徽商比较研究的方法论
一、历史比较研究概述
二、比较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
三、晋、徽商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第三节 主要内容与研究意义
一、晋、徽商比较研究的现状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三、晋、徽商比较研究的理论意义

第二章 商业文明的发展与晋、徽商的兴起
第一节 传统社会的商业文明及其勃兴
一、“抑商”与“纵商”
二、经济区域化趋势与商业发展
三、地域性商人组织的出现
第二节 晋商的兴起与存续
一、历史上的山西与山西人
二、必然性与偶然性
三、晋商的经营及其发展
第三节 徽商的兴起及其发展
一、历史上的安徽与安徽人
二、必然性与偶然性
三、徽商的发展及其经营

第三章 晋、徽商的整体商业实力及其变化
第一节 市场占有率和渗透力
一、盐业
二、粮布业
三、茶叶
四、金融业
五、徽州木商
第二节 资本实力和经营规模
一、盐业
二、粮布业
三、茶叶
四、金融业
五、徽州木商和山西铜商
第三节 组织力和美誉度
第四节 社会影响力
第五节 主要竞争性商业城市的比较

第四章 盐业中的晋商与徽商
第一节 晋商与徽商盐业贸易的兴起
……

第五章 茶叶业中的晋商与徽商
第六章 粮布业中的晋商与徽商
第七章 典当业中的晋商与徽商
第八章 其他行业中的晋商与徽商
第九章 晋、徽商的衰落过程及其原因探析
第十章 晋、徽商制度安排的基本模式：地缘与血缘、乡土与宗族之间
第十一章 晋、徽商文化归因之比较：形成机理分析
第十二章 晋、徽商乡约民俗安排之比较
第十三章 晋、徽商与官商关系之比较
第十四章 晋、徽商教育之比较
第十五章 晋、徽商家族的个案比较
第十六章 晋、徽商经营管理机制比较
第十七章 晋、徽商业务制度安排之比较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