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第一家中文报纸《时报》创办于1886年11月6日，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由英籍德人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茄臣创办。《时报》创刊之初，辟有“谕旨”、“钞报”、“论说”、“京津新闻”、“外省新闻”和“外国新闻”等栏目，广登京津地区新闻。《时报》时事性强，消闲性稿件较上海等地报纸少。1890年7月，英传教士李提摩太应李鸿章邀请任《时报》主笔，加强言论工作，其言论主张大致分三个方面：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把亚非国家受西方列强侵略说成咎由自取，为帝国主义的胡作非为进行辩解；以大量篇幅鼓吹洋务运动，如兴修铁路、开矿、训练海军；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提倡女子读书，启迪民智。该报于1891年6月停刊。
1897年，严复创办《国闻报》，这是中国人在天津办的第一份报纸，也是维新党人在天津出版的唯一报纸。其社论多半出于严复，鼓吹维新变法，主张中国应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与民主，力求自强。该报存在时间不长，但因登载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部分译文而影响甚广。该报向中国知识分子介绍进化论思想，与上海的《时务报》南北呼应，影响很广，在中国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天津近代新闻传播事业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较之广州、澳门、上海、香港等地要晚数十年，因为其政治空气压抑，八国联军组织的“都统衙门”统治着天津，新闻出版自由也被严密控制。当时的报界，“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南方的思想比较活跃，天津地近京都，在清廷的直接钳制下，舆论界死气沉沉，直至《大公报》的创立。《大公报》为天津舆论界带来生气与活力，其创刊号上刊登英敛之撰写的《大公报序》：“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偿焉，鄙人之心慰已。”《大公报》希望开启民智，沟通中西，传播知识，对同胞进行思想启蒙。对于《大公报》的创办，梁启超这样评论：“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报刊政论家张季鸾亦评价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大公报，其一也。中国之衰，极于甲午，至庚子而濒于亡。海内志士，用是发愤呼号，期自强以救国；其工具为日报与丛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报，为大公报。盖英君敛之，目击庚子之祸，痛国亡之无日，纠资办报，名以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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