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殊途同归<br> 起义队伍中的人声帮影<br> 只见城外芦草丛中一下子冒出了无数头裹红布的脑袋，像一蓬蓬燃烧的火苗映照在灰暗的大地上……这些红布冲进洞开的城门，很快汇成一片红色的光焰，仿佛要把一切他们容不得的东西彻底焚毁！<br> 上海出现了帮会的影子。<br> 但这块土地暂时还没有为帮会，尤其是青帮的生成发展，提供足够的先决条件。这样的契机出现在租界产生以后。<br> 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它使中国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的门户全部向英国人敞开。条约第二条还规定，英国人带同家眷寄居上海贸易通商无碍。大英君主可派领事驻沪，专理商贾事宜。<br> 1843年10月，中英《（虎门附加条约》第七款进一步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地区租地建房。于是，这年11月8日，时任印度陆战队炮兵上尉的巴富尔偕同随员来到上海，成为首任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到任后，很快谒见上海道台宫慕久，并和后者商定在上海县城借姚家大宅设立领事馆。<br> 上海宣布开埠后，部分在广州的英国商人首先来到上海。这些英国商人一进入上海县城，就喜欢上了这里。他们要求在这里购地建房。但这一要求没能如愿，因为县城民众不愿意将土地和房屋出卖给外国人。英商们于是就去领事馆找巴富尔。后者又只得去找上海道台。宫慕久听明白后，也只能两手一摊，说，房产和土地是老百姓的私家财产，官府不能强迫他们出卖。<br> 英国商人尽管心有不甘，但一时又无可奈何，最后只能在城外乡间先找了个地方将就住下。巴富尔劝慰他们暂且忍耐，并保证他会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br> 不料英商们的居住问题尚没解决，巴富尔对领事馆的着落又大伤起脑筋。原来姚家大宅作领事馆用房仅仅让巴富尔满意了几天，在后来的几天里，那里几乎成了上海县城老百姓的参观地。那些英国人从早上起床洗漱、刮胡子、用早餐，以及抽雪茄、喝咖啡等等，都引起落后闭塞的上海县城老百姓强烈的好奇心和窥视欲。<br> 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了上海县城老百姓的“参观内容”，巴富尔大为恼火，下令平时也将门一律关上，严禁外人擅自进入。<br> “外人”可以不进入，但领事馆里的英国人却不能不出去。这不，那天巴富尔和宫慕久一人乘一顶大轿出了领事馆大门，就被人群围了好一会才得以脱身。巴富尔大为不满地朝上海道台发火道：“这里的老百姓太野蛮了，你应该严厉惩治这些刁民！”<br>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上海道台回答了一句：“不是老百姓进入领事馆，是你出现在他们面前，你能阻止他们看你吗？”<br> 话是这么说，但作为地方官，宫慕久看着英国人频繁出入上海县城，他也有点担忧，县城治安不是很好，真出了什么事，他也担待不了。<br> 这时候，巴富尔要求宫慕久根据条款划出一块土地作为专供英国侨民使用的“居留地”，巴富尔希望这块“居留地”在县城外面。<br> 宫慕久觉得这样也好，华人和洋人分居两处，可以避免发生纠纷。于是，经过谈判，并呈请两江总督核准，1845年11月，宫慕久以一纸《上海土地章程》的出台，公布了和巴富尔的最终谈判结果：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的土地租给英商，英国人可以用简单的市政设施如道路、码头、雇用更夫等维持居留地。但中国政府保留土地管辖权、行政管理权、司法审判权。<br> 中国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英租界就此产生。根据《上海土地章程》，外侨在居留地内租赁土地属于“永租”性质，并由上海道在租地契纸上加盖钤印。契纸原为“出租地契”，盖上上海道官印后，即称“道契”。<br> 步英国后尘，相继出现在上海的另两处租界是：美国在虹口设立美租界；法国在卢湾设立法租界。<br> 上海出现租界，除了给居住在租界内的外国人带来各种便利，也给日后上海帮会，尤其是青帮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我们在后面的故事中会发现，上海青帮发展到后来，已如一个毒瘤。而毒瘤必有所依附才能生成，它依附的最佳土壤就是租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土壤，它才得以生成发展，乃至壮大。<br> 租界一经确立，即日益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法律体系之外的国中之国。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为摆脱中国封建社会控制、躲避中国连年战祸和各种灾祸的一块“乐土”。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自然而然会把他们国家的物质和文化引入租界，最能体现这方面内容的，当数市政建设和娱乐业。前者体现了西方生活观念中人的生存质量，而后者的文明色彩，则显出租界生活情状的另一种层次。于是，人们就相继看到了租界辟筑道路、建造地下管道、设立路灯、栽种行道树等市政设施。后来又出现了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报。再后来，西方国家马路上的电车、汽车也行驶在了上海街头。乘在行驶中的电车上、汽车上，透过车窗，眼前不时掠过电影院、戏馆、游乐场、舞厅、弹子房等，这些内容吸引着那些下野军阀、失意政客、逃亡地主和富家子弟趋之如鹜，纷至沓来。<br> 陆续出现在这块“乐土”上的，还有心怀各自目的和不同念想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各式各样“冒险家”。民国时期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他们是相关的。开埠后的上海，由于外国廉价工业品的倾销，洋布排挤土布，洋船驱逐沙船，东南沿海农村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遭到了破坏。随着原先通过运河北运的漕粮改由海运，大批水手因此被遣散，但见漕运所经之地，到处聚集着失业水手。因生计无着，他们有的哀声叹气，有的抱怨咒骂，更有人情绪愤激，摩拳擦掌……<br> 上海租界人口数量日益增加，城市规模逐步扩大，上海在一步步迈向大城市的行列。<br> 这样的情状固然给民国时期的上海注入了某种活力，但同时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生活无着的原漕运水手、农民、手工业者，为了生存，成群结队涌入上海谋求生路，就给上海出了如何接纳他们的难题。<br> 不错，上海确实需要有人来为它服务，但这样的人是有讲究和数量控制的，这就注定了在涌入上海的人群中，会有一大批人找不到工作。而这部分人又不甘心失去机会，于是就滞留在城市碰运气。天长日久运气依然无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便沦为乞丐和流浪者。最后有人被逼急了，就铤而走险，开始偷盗、抢劫或绑架。从事这样的勾当，一般会自发地结成帮，团伙作案，他们知道这样更容易得手。选择目标还往往是外国人出没的处所。当年的洋泾浜大桥（今延安东路外滩）旁的法国领事馆就曾是他们翻墙而入，进行偷窃的地方。法国人梅朋、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一书中还有一个上百人的团伙得知徐家汇天主教神父寓所藏有大量食物，便准备对此下手。后来因为走漏消息，法国领事进行了干预，那个团伙才没能得手。<br> 上海县城也出现了抢劫偷盗，甚至绑架杀人的事件。针对的对象多是老百姓。老百姓没多少钱，但他们一般多子女，绑架这些人家的孩子竟成了这些团伙的生财之道。<br>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经济的活跃，这样的团伙越来越多，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提出这一点很重要，上海在历史上就与沿海各省及内地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自五口通商后，这种密切的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使上海迅速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各地商人、买办、运输工人，甚至游民纷纷涌入。游民多为广东、福建，还有宁波、江西等客籍居民。游民中许多人原先都曾加入过当地帮会，到上海后，他们先前以乡土关系作为纽带的帮会组织，便借着上海这块土壤迅速发展起来。如小刀会最初出现于福建帮，1850年前后在厦门重建后传入上海，其创始人为李仙云。他是兴安会馆的董事，1851年7月，英国殖民者为在上海建造跑马厅，强占兴安泉漳会馆公墓，李仙云曾领导对英抗议。<br> 再如刘丽川。刘丽川于1820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一户农民家庭。鸦片战争后曾去香港谋生，1845年在香港加入反清的秘密结社天地会。1849年刘丽川来到上海，在上海当过经济人，做过丝茶栈的职员。由于他乐善好施，有一副侠义心肠，又懂医术，常为人看病，所以深得乡党推重，广有人缘，不久就成为上海地区广东籍天地会成员的首领。后来他的影响远远越出了广东帮。这些帮声人影，在著名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中，得到了一次痛快淋漓的亮相机会。<br> 小刀会起义发生前，参与各种帮会的游民在上海留下的口碑，说一句众怨人怒，决不为过。史料记载，南方小刀会、天地会中的游民进入上海以后，不少人从事偷窃或抢劫，也有人贩卖鸦片和聚众赌博，并以此为生计。除此之外，他们还“聚党成群，索诈铺户”，“甚至白日持刀，抢劫行旅”。这已不是一般的打家劫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分明像土匪强盗了。再如我们前文提及的福建帮主李仙云，“出入乘舆，拥众自卫，……各牙行商号每有货物到埠，必先纳银与李处，上岸时始免掳抢”。这样的作派，这样的腔势，哪有半点为民请命的征候，有的只是帮会头目耀武扬威，前呼后拥，不可一世的架式。尤其是以护送鸦片烟土为业的游民，往往为争抢生意，结成帮派，互相争夺，刀棍相向，鲜血飞溅，折射出游民身上沾染着的帮会恶俗顽劣因子。<br> 与外来帮会比较起来，上海本土乡帮中人，则收敛许多，不仅不张扬，有的甚至还有点温良恭俭让。土著帮会主要有罗汉党、庙帮、塘桥帮和百龙党等。罗汉党是以嘉定南翔为基地的会党。庙帮是以宝山县彭浦镇为中心的帮会组织，因镇上有彭大王庙而得名，故又称彭王庙党，头目叫潘起亮。塘桥帮是以南汇县塘桥为中心的帮会组织。百龙党的名号，系因上海县招募乡勇而得名，《青浦县志》记载：“时兵备道吴健彰招广勇，私号双刀会党。知县袁祖德招闽勇，私号乌党。邑绅招乡勇，私号百龙党。”可见作为官场中人的吴健彰和袁祖德，也都借助控制帮会力量，以供自己使唤。<br> 前面说过，上海小刀会起义使各路帮会中人有了一次痛快淋漓的亮相机会。而引发这些身影出现的一个人物，倒并非出自帮会，而是来自青浦农村，他就是青浦县塘湾农民周立春。周立春出生于1814年，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其女儿周秀英也颇有乃父之风，路见不平，好打抱不平。周秀英从小习练武术，有这底气。<br> 1852年秋季的一天，青浦知县余龙先极不明智地突然下令，强令农民补交三年以前已张榜公告免交的钱粮。那次免交是因为青浦遭遇了一场天灾，几乎导致庄稼颗粒无收。虽事隔三年，青浦农民依然没有缓过劲来；一点可怜的收成，缴了租，还了债，所剩无多，好多人家正为以后的日子缺粮犯愁。此时余县令一纸钱粮补交令，对他们简直就是雪上加霜。<br> 连续好几天，周立春到处都听到乡亲们唉声叹气。周家尽管眼下还不缺粮，但也并不充裕。本来他就不平于县令的出尔反尔，看着已是家徒四壁的乡亲们叫苦连天，周立春决定率领众乡亲抗交钱粮。抗交钱粮就是向清政府叫板，肯定为清政府不容，没好果子吃。但周立春已顾不得了。<br> 周立春振臂一呼，那些正处于绝境中的农民便应声云集到了他的麾下。他们胜利击退了前来催粮和镇压的差役、清军。周立春在四邻八乡一下子名声大振，更多的农民团结在他周围。<br> 一场更大规模的官民冲突紧接着爆发。这样的冲突换一种说法，就是农民起义。当时上海县城的刘丽川他们也正在酝酿起义。他们选择的季节是冬天。因为冬天到来的时候，清政府要从上海往北方运漕米，刘丽川他们决定截下这批漕米作军粮，同时宣布起义。起义名称都想好了，就叫小刀会起义。现在上海刚刚入秋，冬天还没到，既然青浦农民周立春已经揭竿而起，他们应该声援周立春，来个东西呼应，让清政府措手不及。<br> 周立春揭竿而起两天后的1852年9月7日，是阴历八月初五，这天正是孔子诞辰。按以往祭孔程式，这天凌晨县城里的官吏、士绅都要前往文庙祭孔。<br> 天尚未大亮，先行到达的人们都在恭候上海道台吴健彰大驾光临。这时候，驻扎在小东门，作为小刀会内应的清军，悄悄打开了森严沉重的城门。只见城外芦草丛中一下子冒出了无数头裹红布的脑袋，像一蓬蓬燃烧的火苗映照在灰暗的大地上。他们正是刘丽川率领的小刀会起义军。这些头裹红布的起义军冲进洞开的城门，很快在城里汇成一片红色的光焰，似乎要把一切他们容不得的东西彻底焚毁！<br> 他们首选攻击目标就是县衙，知县即袁祖德。袁知县这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居然没有出现在文庙恭候吴道台的祭孔队伍中，而是一个人待在县衙。他还没有弄明白他治下的县城发生了什么事，已成了小刀会起义军的俘虏。<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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