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字，由王福畴记录，附在《中说》一书中。由于《中说》及王通曾被普遍怀疑伪托，故此史料也未得广泛重视。经现代学者的考辨，已确认该书虽有伪托之处，主要是把与王通有朋友关系的魏徵等人当作了弟子，但全书大体可信，所以此文亦可采信。此文写作在贞观二十年，魏徵死于十七年，所以此对话肯定是在十七年以前。在这以前，正是“均田制”大行其道之时，太宗怎么突然考虑起来要建立“井田”制？要知道，“均田制”之所以被称颂，就是由于这是最接近“井田制”的制度。如果确有此制度，太宗应该高兴地称颂本朝之制就是“均田之制”，是与“三代”最接近的，又岂能提出要建立“井田制”？还要魏徵等人“宿中书省，会议数日”，也没取得什么结果，魏徵等人退而不言，避谈此事之后，太宗还要多次提出此事，以致魏徵等人惶恐不及。这说明，唐代根本就没有施行过“均田制”，所以太宗才对“井田制”如此热心，如果唐代确立了自己的制度是仅次于“井田之制”的“均田之制”，太宗又怎么会再三考虑“井田制”？
开元、天宝时人的论述，也没有谈论过本朝的“均田制”。名相张九龄，有一次参加策问，其题目中问道：“今欲均井田于要服”，根据文中“圣朝受命，于今百龄”来估计，大约在开元六年左右。“要服”者，距京城一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之间，在这里是泛指全国，可见开元初还在探讨如何在全国来施行“均井田”。如确有“均田制”，似不必提出这个策问题目。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论时政，上疏日：“窃料天下诸州，不可一例处置，且望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窃计有剩田者，（或缺”不“字）减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给。……每户给五亩充宅……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虽是空想，但其中反映的问题却是值得思考的。作为地方长官，裴耀卿不可能不知道本朝有“田令”，如果本朝已有行之有效的“均田制”，怎能再次提出与“均田制”十分相像的制度设计？岂不是在“均田制”上叠床架屋？裴耀卿“弱冠拜秘书正字”，曾任“长安令”，极有行政才干，开元二十年又“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三年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很难想象，这种实务派的重臣会不知道本朝开国以来之田制为“均田制”，而提出如此政策建议。
再如一代理财能手，制定“两税法”的杨炎，在议论租庸调法败坏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提及“田制”问题，而这却是租庸调法的基础。他说：“国家初定令式，有租赋庸调之法。至开元中，……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则租庸之法弊久矣。”如果实有“均田”之制，杨炎岂能不提这个“租庸调法”的基础制度？况且在杨炎设计的两税法制度中，还要根据土地来作基准：“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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