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人口自身素质也导致居民食物消费观念、饮食习惯、饮食文化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居民食物消费行为的选择。反思科学膳食、合理营养结构的知识教育尚处于难以对国民有效引导，例如对耗粮型动物肉摄人多，其中猪肉比重高达80%（阮美勤，2001），蛋白质含量高而耗粮少的畜、蛋、奶、鱼类和草食性动物的比重过低。因此，国家政策在营养方面的知识性欠缺、宣传、告诫的力度和方式的干预行动也很重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2008）曾警告说，“健康和经济的定时炸弹”可能破坏中国的经济奇迹，除非中国可以让它的医疗体系转向预防政策。因为慢性病已使国家财务备受煎熬，故而消除“营养盲”、膳食营养干预成为必须。
第二，食物消费的合理方式需改进。我国主要食物生产量已处于较高水平，生产量与消费需求量差距较大（许世卫，2006），食物生产、加工、处理、销售、安全、减少浪费等环节需要改进、创新。食物资源、食物生产水平和食物生产布局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居民的食物消费，是影响一地食物消费和营养结构形成的最基本因素；食品加工水平、食品工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农牧业生产、经济发展和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结构的改善，对保障居民在食物供应上起到了重要保证作用（李哲敏，2008）。
第三，对环境、资源问题的教育、关注和保护行动。食物源于资源，从资源开发到居民的消费，通过食品加工、处理、包装、残余处理等环节对环境、对土壤，再经过食物链来间接影响食物消费和营养摄取。
第四，营养与健康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才能实现。由于健康与营养的研究已跨越了单纯医学的领域，成为社会学、人口学、地理研究、生物、农业等多学科交叉研究范畴。通过多学科横向结合来推动营养模式的科学建设，提出有效发展建议，进而积极构建膳食营养的文化模式。
综上，膳食营养结构的风格与健康程度取决于诸多因素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价格、个人喜好和信念，文化传统、宏观调控手段引导、食物的可得性、可及性、膳食习惯、食物生产等都对膳食类型所供给的营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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