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对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就至关重要，我国先民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左传·成公六年》就有“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之论述，强调山林动植物资源对国家的重要性。当时部分统治阶层也重视自然资源的保护及合理利用，甚至将之升至道德的高度，如楚公子弃疾出使晋国，路过郑国，郑国三卿从弃疾的为人处世出发作出了弃疾必成大器的断言，其依据除了懂礼仪外，重要一点就是他“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刈，不抽屋，不强丐。誓日：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就是说楚公子弃疾严令保护自然资源，在规定季节和地域，不能随便割草、放牧、砍柴、伐树，这一点被认为有很高的德行操守。不仅仅是思想上，有些统治者还在实际生活中实践着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鲁昭公十六年，郑国大旱，派遣屠击、祝款、竖柎三位大臣到桑山占卜祈雨，结果三人斩伐了桑山上的林木，仍然没有下雨。这件事被掌权的子产知道了，说：“有事于山，莪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结果罢免了三人的官职，没收了他们的领邑。即便是利用自然资源，也要遵循适时、适地合理利用的原则。鲁隐公要到棠地去观鱼，臧僖伯谏日：“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就是强调狩猎要有度有时，春夏秋冬虽名称不同，但实质都是要有所节制，等到农事闲暇时进行。又僖公二十八年，周王狩于河阳。传文注释说狩猎的地点不对，不合礼制。哀公十四年西狩于大野，传文说经文不记载这件事，表明这是在狩猎的平常地点进行，故没有必要说明。所以孔颖达由此而总结说：“则狩于禚、搜于红及比蒲昌间，皆非常地，故书地也。田狩之地，须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狭，唯在山泽之间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诸侯必于其封内择隙地而为之。”再联系僖公三十三年传文日：“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诸国各有常狩之处，违其常处，则犯害民物。”说明春秋时期对于野生动物的狩猎都规定了具体的地点，不准随便胡乱狩猎。合理使用自然资源，使生物能够生息繁殖，维持生态平衡，这样既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又保护了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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