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作为当下中国的关键词，充斥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和会议中。尤其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尚未过去的情况下，民生问题便显得格外沉重和迫切，单是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就令政府犯难，让民众心焦。<br>    《书屋》杂志历来注重弘扬理性和良知，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现实关怀。许多作者读书不忘阅世，作文贴近实际，多年来向读者提供了一批高质量的探讨民生话题的学术随笔。比如对于公众关心的大学教育问题，《书屋》曾推出专栏，就大学扩招的影响及后果进行反思。论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适当的大学扩招是必要的，但那种“大跃进”式的扩招则是失败的尝试。它不仅导致大学教育整体质量的下降，而且给就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据乐观的估计，现在每年毕业的六百多万大学生中，约有百分之六十多的人实现了就业，而剩下的则大多沦为依赖父母养活的“啃老族”。许多家庭投入数万元培养一个大学生，但毕业后即面临失业，久而久之将会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戴维·米勒曾经把“机会平等”的实质界定为“应得（Desert）”原则，通俗地讲，就是你付出的可控性努力越多，你分得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而中国广泛存在的非法暴富现象是对“应得”原则的严重挑战。美林集团《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表明，截止2003年底，中国内地富豪总数达二十三点六万人，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这二十三点六万人拥有金融资产九千六百九十九亿美元，直逼中国一点四万亿美元的GDP。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所拥有的人均四百一十万美元资产，其获取时间不过二十几年。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中国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四千一百多亿元，摊在十三亿中国人身上人均达三百一十五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指出：中国富豪们的发迹史几乎冲毁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应得之物”的信心，造成了广泛的相对剥夺感。<br>    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国社会人人都是机会均等的，而且富人财富的获得也具备正当性，这个社会算不算公平呢？这就涉及世界银行提出的第二条原则：“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作为这条原则的具体化，世界银行提出，首先社会中不能有绝对贫困，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与受教育权”；其次，社会中不能出现过度财富分化，否则可能导致公民共同体分裂。而从这两条检讨，当下中国都存在严重的不公平问题。从保障基本需要看，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网基本被摧毁，一些本应该由政府负责的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改成由老百姓个人承担，使得大量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的老百姓的基本需要根本无法保障。尽管因看不起病而等死，以及因缴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的现象并不普遍，但只要存在，即使是少数，也会因其涉及基本人权以及因怀疑政府丧失了基本的救助功能而使穷人普遍怀有绝望感，这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从财富分化角度看，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在2005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排序，中国在一百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八十五位，已经与后面三十五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的水平相接近；报告指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二十七年间扩大了百分之四十。因此，报告结论认为，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所以，这样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一边是矿工明知危险仍然抱着“炸死比饿死强”的心态下矿，而另一边是黑心煤老板在北京车展会上叫嚣：“信不信连车模小姐一起买走！”<br>    其实，中国当下最大的社会不公平还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公共领域中广泛存在的社会排斥现象。在消极排斥方面，往往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在北京，稍微具备一点档次的商场、影院、博物馆何曾见到过农民工的身影？在积极排斥方面，往往是经济、社会某些规章或规定导致弱势与贫困人口无法进入某些社会空间。比如，在经济生活中，金融系统对贷款人担保或抵押的限定，以及近几年出台的限制小额存款的规定，将所有的贫困人口排除在金融系统服务范围之外。在社会生活中，大城市对小排气量轿车的限制、宾馆门口“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的告示牌，都将低收入者排除在某些场合之外。公共决策领域的社会排斥则表现为强势集体一边倒地主导着关于改革设计的公共辩论。以医疗改革为例，只要看看设计改革的是些什么人、什么机构，就知道这个制度肯定是不成功的，其中财政部门代表抱怨医疗包袱太重；医药企业代表说企业利润太低；社会保障部门代表说医保资金入不敷出；医院的代表说医生待遇必须提高，医院需要资金更新设备。而恰恰最重要的代表即患者与老百姓被排斥在方案设计之外，于是，医疗改革就变成了政府扔包袱、药厂与医院涨价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案。而可笑的是，就在国际范围内都对中国医改予以批评时，那些当初的方案设计者现在仍然因为高坐在某些要位上而具有替自己的方案辩护的强势话语权。<br>    中国的社会公平状况的确恶化到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程度了！<br>    三、“更多社会主义”<br>    我们需要解决不公平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中国的知识界，公平一度竟然成了一个被玷污的名词。曾经有段时间，不仅自由主义者攻击这个名词，将追求公平与乌托邦梦想和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左派说起公平竟然也不能理直气壮。究其原因，我们可以说，部分精英不道德地利用了“社会公平”这个名词，将其与贫困、绝对平均主义、政治压迫以及剥夺财产权等造成的恐怖联系在一起，胁迫我们放弃所有的严肃的激进的信仰。也就在其中，齐泽克称之为“保守的自由主义流氓恶棍”便可以为现存秩序进行辩护：他们知道有腐败、有剥削以及诸如此类的不公平现象，但是，他们可以将所有试图改变不公平现状的努力指责为具有乌托邦和民粹主义的危险性，认为它们是反改革开放的，甚至是反现代化的，因而不可接受，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前言<br>第一章 改善民生的关键在公平<br>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br>改革的而立之年<br>“敢为天下先”引发的一点思考<br>新阶层与社会转型<br><br>第二章 大学教育纵横谈<br>对大学教授自主性的拷问<br>大学“扩招”：失败的尝试<br>大学教育使人民贫困<br>高校收费政策不宜大动<br>高校本科评估，谁的盛宴？<br><br>第三章 税收与公共财政<br>写给中国的纳税人<br>也谈税收<br>税收“三性”再认识<br>预算的人民性<br>“物权法”呼唤公共财政<br><br>第四章 中国经济的过去与未来<br>正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br>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br>白领的社会经济学<br>南堡油田如何影响中国中长期石油战略<br>节能减排的动力和机制<br><br>第五章 二元社会与三农问题<br>城乡二元社会是怎样形成的？<br>三农问题与民粹派<br>现代困惑与乡村悲情<br>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br>台湾农村建设经验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