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总体演变态势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双重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与问题大量滋生，维护社会稳定面临的压力很大。对此，我国权威的《社会蓝皮书》也直言不讳，而且还论证了1979年以来的26年间我国、“社会稳定指数”连续出现了“负增长”，强调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那么，我国社会稳定的态势或社会不稳定的态势到底是不是这样严峻呢？实际上，应该科学地认识到，虽然我们遭遇了纷繁众多的社会矛盾，但绝大多数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只是极少数，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人只是极少数。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富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越来越丰富，国家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大，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全国人民人心思富、人心思定，都在一心一意追求幸福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实。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讲，我国的社会稳定形势不是比以前差了、变得不稳了，而是更好了、变得更稳定了，是一种充满生机活力的动态稳定，社会总体是稳定的，社会稳定的总体形势是好的。我们切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自己吓唬自己。也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讲，应该说《社会蓝皮书》关于我国社会稳定形势的判断是片面的。当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不稳定因素，矛盾与冲突仍然客观存在，对社会稳定和谐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和危害。鉴此，必须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为了科学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本文就从社会冲突的视角对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法律年鉴》及有关报刊公开的资料，这里分析的时间段主要是1994～2004年。相信这对于我们正确评估我国社会不稳定形势，正视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严重挑战，居安思危，下大力气亡羊补牢，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会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社会稳定和不稳定，有不同的测量或评估路径。在国外，埃?蒂里阿基安在1961年提出了测定社会不稳定的三大指标：（1）都市化程度的增长；（2）性的混乱及其广泛扩展，以及对其社会限制的消失；（3）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极大地增长①。艾斯特斯、摩根在1976年提出了衡量社会不稳定程度的六大指标：（1）反映于一国宪法、官方文件和主要的政府政策声明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2）个人需求水平；（3）为满足居民的社会需要而可以利用的国内社会资源的水平；（4）国家在特殊时刻的政治稳定性程度；（5）社会内部支持或破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结构的各种力量；（6）促成团体之间的冲突、破坏历史传统、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起抵消作用的文化势力的存在。1984年，艾斯特斯又提出了确定社会不稳定最严重的六个指标：（1）社会组织中的精英人物专权；（2）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3）社会资源日趋贫乏；（4）政治动荡不安；（5）家庭结构处在崩溃状态；（6）传统文化力量处在崩溃状态②。罗伯特?达尔提出了衡量社会稳定状况的四大指标：（1）冲突的弥漫性（涉及广度，即每十万人中的参与人数）；（2）冲突的剧烈程度（冲突中伤亡数）；（3）冲突的持续性；（4）冲突总量。
国内对社会稳定和不稳定的研究和测量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宋林飞在1989年比较早地提出了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实际上可视为对社会不稳定的一种估量系统。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包括：痛苦指数体系（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收入增长率），腐败指数体系（渎职方式、受惩干部职务、受惩干部人数），贫富指数体系（绝对收入差距、相对收入差距、贫困线下人口比率、富人致富方式、富人消费方式），不安指数体系（政策变动指数、激进言论指数、牢骚指数、怠工指数、骚动指数）四大方面的16个指标。1995年，宋林飞又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和社会风险预警核心指数，可用来预测社会发生不稳定的风险。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涉及49个指标，具体包括产生社会风险之根源的警源指标18个（包括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贫困率、企业亏损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干部贪污情况、干部渎职情况、政策变动频率、政策后遗症，犯罪率、离婚率、人口流动率，严重自然灾害，世界经济衰退、国际严重物价波动、国际蒽识形态对立），在社会风险滋生过程中先行暴露出来的警兆指标13个（包括抢购风、挤兑风、怠工、抛荒，牢骚、激进言论，小道消息、劳动争议、污染与破坏事故、非制度化团体，农业食品短缺，国际经济摩擦、国际政治争论），以及作为社会风险外部形态表现的警情指标18个（包括集体上访、集体静坐、集体罢工，行政诉讼、政治集会、游行示威，恶性侵犯事故、暴力群斗、团伙犯罪、宗教冲突、民族冲突、社会动乱，自然环境造成的生命损失、财产损失和生产损失，国际经济制裁、国际政治干涉、国际敌对行动）。鉴于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涉及指标太多、计量困难，他在其基础上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核心指数，包括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贫困率、企业亏损率、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张率、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张率、犯罪率、离婚率、人口流动率、干部受惩情况、劳动争议、污染与破坏事故、严重自然灾害、突发事件14个指标。1999年，宋林飞又提出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涉及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腐败（警源指标18个），失业、通货膨胀（警兆指标10个），社会治安（如刑事犯罪率、刑事犯罪率变动度）、突发事件（警情指标12个）七大类的40个指标。
国家计委社会稳定状况研究课题组自1997年以来对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进行跟踪研究。对社会稳定状况，他们提出一个“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二元评价体系。客观指标包括：“社会冲，突”（如学潮罢工、游行示威、请愿上访、自杀自虐、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宗族械斗、暴民骚乱），以及“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老人问题、交通事故、城市交通拥挤、违章建筑、暴力犯罪、买卖妇女儿童、团伙与黑社会犯罪、盲流乞丐、工伤事故、火灾水灾、聚众赌博、卖淫嫖娼、酗酒自杀、贩毒吸毒、传染病、精神病）。主观指标即指“社会心理”，如公众对于体制改革、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经济生活、政府效率、环境状况、文化生活、国家地位、家庭生活、个人发展、政治参与等问题的看法和满意程度。
陶德麟等认为，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思想情绪稳定和社会秩序安定四个方面。而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因素则非常广泛，涉及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造问题、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自然灾害问题，腐败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台湾问题，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问题、迷信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国外因素的影响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工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课题组主张用客观指标和“大众对社会稳定的主观判断”来研究社会稳定。他们提出，维持社会稳定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社会福利（包括资金和服务层面），二是社会控制（包括法治和道德层面）。造就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两个维度上的合力来决定的。
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仇立平等人提出了包括三大方面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一是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反映社会稳定的常态，包括社会痛苦指数、公共安全指数、精神卫生指数、社会紧张指数和利益保障指数；二是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包括社会冲突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分裂指数；三是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包括经济总量指数、生活水平指数、贫富差距指数、社会保障指数、人口和家庭指数、社会参与指数、政治透明指数、社会间距指数与价值观念整合指数；包括通货膨胀率、城镇失业率、贫困人口比率、刑事案件立案率、贪污腐败案件立案率、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率、每万人精神病患者比率及增长率、每万人自杀人口比率及增长率、信访率、对社会资源分配和利益群体的评价，集体示威发生率、重大腐败案件立案率、民族对立次数、宗教对立次数，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社会救助比率、人口期望寿命、选民对人大代表的了解和评议、政务公开率、社会阶层分化与交往情况、对基本政治制度认同度等等涉及社会稳定的一般状态。突变状态和解释性指标70多个。
牛文元等将社会燃烧理论应用于社会，提出了社会稳定预警系统。该预警系统涉及引发中国社会动乱的基础性“社会燃料物质”（因子），以及相应的社会动乱“助燃因子”和点燃社会动乱的“激发因子”。这些因子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包括警源、警兆、警情等不同层面的指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朱庆芳在国内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其中也建立了社会稳定指数和社会秩序指数体系。社会稳定指数包括通货膨胀率、城镇实际失业率、社会保障覆盖面、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城镇和农村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六类指标；社会秩序指数包括每万人口警察人数，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每十万人口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每万人口治安案件发案率，每十万人口各类事故死亡率五个指标。
这些指标体系涉及面各有不同，都从不同侧面对社会稳定或不稳定状况进行了反映与评估，对于我们把握社会稳定或不稳定的状况具有程度不同的参考作用。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