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准确地来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来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既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特别不要宁左勿右。在这个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要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方法。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
　　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今天的问题相近，不如说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引发的问题更相近，或者说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所面对的问题更相近。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
　　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一金融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在面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截至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大面积的房贷断供，没有明显的信贷链条的断裂，没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在正常运转。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下跌，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股市在2007年10月跌势开始的时候，其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尽管已经发生，但其世界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还没有发生。
　　危机中“中国的经济问题”反倒是表现在另外的方面。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指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这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本来正在酝酿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恰在此时，由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阻断了中国避免这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口，从而引爆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
　　明确以上问题的意义是：
　　第一，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应当看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危机，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这场危机的原发地美国，危机发生前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过剩的迹象，相反倒是“消费过旺”。如果说这次危机中也存在生产过剩因素的话，这种过剩也是在世界经济整体的意义上存在的，是在危机的非原发地存在的（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在相当长的时问里，美国的“寅吃卯粮”则使这种过剩维持了表面的平衡。就危机原发地美国本身而言，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之后，由于信贷紧缩，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恶化，才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美国大量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是建立在信用消费的基础上），而且尽管如此，直到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到达一种很严重的程度，并不是其经济危机中的主要问题。而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则不一样。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一开始就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环节上，生产过剩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对于生产过剩危机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其“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尽管人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笔者倾向于认为，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特有的现象。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打破了生活必需品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性，扩大了产能的弹性，从而也就强化了生产与消费之问不均衡的风险。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同今天的美国相近，不如说同历史上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更相近。
　　第二，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既可以看做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危机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但正如此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过程那样，这个转型是相当艰难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已经全面转向耐用消费品，而同时该社会还形不成全面消费耐用消费品的条件，生产过剩危机就有可能形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现象，就是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端倪。不过，冷战结束后突然加速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过程对“中国制造”的需求，缓解了这个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新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早在2005年就会进入传统市场经济式的生产过剩危机，新全球化使中国面临的危机得以迟缓，但也在被推迟后以更大的程度出现。而这种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取决于许多可能的引爆因素。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2004年写就的《中国的大萧条》一文中就指出，以下几种情形可能会成为中国萧条的触发点：
　　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银行或者衍生产品危机，美国的一次衰退，扼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中国失去贸易盈余，还有，一场石油供应危机。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与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是一种引爆的关系，或者说是挤压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过程演变为挤压中国生产过剩的过程。这是我们分析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而对经济危机社会后果的讨论，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的基础之上。
　　第三，生产过剩危机将会是我们今后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转型期的非常规发展过程。但在30年后的今天，这种非常规发展过程将会逐步转变为一种常规的发展过程。在常规性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正视的。第一，中国有可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我们也许要习惯一位数的增长。当然，这种变化也许是在若干年之后。第二，生产过剩危机将可能周期性发作。西方发达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用了差不多30年才真正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其间要解决消费信贷、城市化、中产阶层发育、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以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有两种误解。一是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插曲，插曲总会过去，一旦插曲过去一切又可以恢复往常。二是以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这次的危机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这两种误解将会导致我们对今天和将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错误的判断。
　　二危机的波浪式推进：危机波与冲击波
　　就这次金融危机本身来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其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而且，自2008年10月前后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层面的冲击和实体经济层面的冲击可能会交替而来。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在这场危机原发地美国形成的危机波与对世界经济形成的冲击波并非一回事。而现在人们对于这两者往往是混为一谈，这可能会导致对一些问题的误判。
　　作为原发地的美国，这场金融危机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波，人们现在预测的是，第三波会不会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第一波开始于2007年2月，即通常所说的次贷危机。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继之，美国次贷几乎整个行业崩溃，超过20家次贷供应商或是宣布破产，或是遭受巨额损失，或是寻求被收购。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出资2000亿美元接管“两房”。这标志次贷危机达到一个高峰。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同日，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至此，次贷危机已经转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
　　第二波则始于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加深，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经济衰退的迹象出现。典型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通过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以应对经济衰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陷入困境。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大幅下降，钢铁生产急剧下滑。这个过程发生得非常突然。前9个月，钢铁这个传统产业还似乎充满勃勃生机，生产率和利润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全行业呈现近年少见的繁荣景象。然而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及随后接连出现的全球经济放缓和衰退让钢铁工业迅速由巅峰滑落到谷底。美国钢铁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8月底，美国钢铁产量约为每周210万吨，而到12月底，这一数字已降至每周102万吨，减少了50％。
　　对于有可能到来的第三波冲击，目前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第三波的金融危机将发生在2009年的夏季。不过对于这一波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波的冲击将主要来自信用卡危机的冲击，也有人认为会由垃圾债券等因素导致。就其程度而言，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波可能要比上两波的程度更为猛烈。如果金融危机真的会发生这第三波，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的范围和程度，可能就要重新进行评估。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波的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发生。更乐观的说法是狭义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金融危机在延续，但其核心区域已经转到实体经济，而非金融机构。经济评论家叶檀就认为：“金融机构确实面临着信贷违约率上升等风险，但有两大因素可以对冲这一风险。首先，工业贷款与个人信用贷款没有进行疯狂的资产证券化，泡沫与房贷相比，是大巫见小巫；其次，奥巴马可以将剩余的救助资金，直接转向企业与消费者，以印钞隐性豁免债权的方式，直接修补企业与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
　　对于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未来的走势，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争论，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的发作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对外部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一个趋势，越是到后来，这种差异就越大；越是到后来，受冲击国家受影响的实际过程，就会愈加取决于其内部的因素。换言之，越是到危机的后期，各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就越是受内部逻辑的支配，就越是“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可以使我们看到，在危机原发地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与受冲击的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沉重的，往往是金融体系最脆弱的国家，特别是虚拟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冰岛是个人口仅32万、国土面积10．3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冰岛曾长期跻身“世界最幸福国家”之列，多次被联合国评为“最宜居国家”，其国民的人均收入也在全球前列。但冰岛也是全球内负债水平最高、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08年6月30日，冰岛三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总计达到1280亿美元，而其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银行业的资产总值高达该国GDP的8倍。同时，其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以冰岛32万人口计算，这大致相当于每位冰岛公民身负37万美元的债务。在亚洲，首当其冲的则是被称为“亚洲第一倒霉蛋”的韩国。从2008年9月底开始，韩国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恐慌情绪，股市和汇市一路暴跌。但总起来说，在这一波冲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受到的影响较为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中国甚或亚洲的经济发展已经与欧美等国家脱钩，在金融危机中可以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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