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自由、理性、稳定和健全的现代国家都离不开做好两件事:选举和治理。选举可以奠定政府和领导人的合法性基础。良好的治理除了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降低执政成本,理顺官民关系,保证经济的发展之外,也是一个政府汲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从超级大国美国到非洲的苏丹都为选举所困扰,也为治理伤脑筋。能相对解决好选举和治理问题的国家就会有相对的稳定与和谐;不能或者不愿意将真正的选举和有效的治理纳入执政机制的国家,很难有持续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迟早会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和无法克服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选举与治理的问题。早期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后来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共产党人都在以全新的理念和方式为自己的最后崛起做准备,并以自己将来即将建立的民主政体和人民当家作主,批评蒋介石和他的“党国”体制、一党专制。1945年7月,日本还没有投降,蒋介石和国民党正在计划如何剿灭共产党。毛泽东此时已经对共产党的最终胜利胸有成竹。他对担心新中国也进入历史周期率的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尽管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但建国后新路的实践并不完全成功,更多的是用革命的手段和对意识形态的净化构建本来需要用选举和治理构筑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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