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可动摇
民间动力：中国改革发展的希望
走过30年改革开放历程，面对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的袭击，中国往何处去?执政党领导层已经在各种场合表明了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立场。胡锦涛总书记以“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来表明坚定不移的改革发展立场。温家宝总理也称，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这表明最高决策层一致认定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并非权宜之计，这面旗帜还要高扬下去。不少地方，特别是改革曾先行一步的地区，都声称要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潮。
有意思的是，有些文章对胡锦涛“三不”的解读，重点放在了“不折腾”，且有很强的倾向性，似乎“不折腾”的含义，就是莫对改革的去向和思路问东问西，否则就是“折腾”了。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当前阶段，中国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动力在哪里?经济危机势不可当之际，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使危机真正变成转机?
从过去的3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来看，上世纪第一阶段的动力，来自于亿万民众摆脱贫穷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的相互推动。进入初步小康水平后，改革开放的动力则来自于执政党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家占据更多更好的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相结合。在这一阶段，许多民间民众被边缘化了，加剧了地区、城乡、贫富三大差别的拉大。目前，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在执政党决策层的意愿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改革发展的真正动力，源自民间；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力量，也源自民问。也就是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问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并非民间广大民众，而是执政理念落后又失去深化改革愿望的官员，是那些在第二阶段改革发展中获取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
一、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才智
上一个三十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
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于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的“盲流”、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和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手胝足地壮大成被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到鼓励，最终汇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拥有者年广久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以及来自年轻知识阶层的IT人士及新技术人士代表，如阿里巴巴的马云们……不管他们其后的命运怎样，他们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计划经济拒绝市场化的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才智，是推动中国改革发展最大的动力。
二、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发展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这些名目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润滑剂，更成为有最强烈深化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发展，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发展，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发展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据出自统战部官员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1.5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维护自己权益的政治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地震、奥运会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发展慈善事业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虎视眈眈的“权力精英阶层”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利用行政权力而能轻而易举攫取社会资源的人群，垄断发展机会，贪占改革成果，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他们拥有强烈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欲求。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创业队伍——已经说明中国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官本位追求欲望越强烈，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创业的愿望，失去加人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深化改革的活力必然丧失，改革发展的道路必受挫折。
因此，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拿出的4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必定不能化“危”为“机”，也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所谓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就已“危”倒了一大批。
因此，要化解当前金融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科学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的力量，重视发挥新社会组织的作用，他们或许是化解危机、实现转机最有效的一把钥匙。
三、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舆论先声
有人说2007年是网络公共元年，那么刚刚过去的2008年，冠之以“中国网民年”也并不过分。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重大公共决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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