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1980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继起。这一年，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了大江南北，中国社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乐观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这年的春天，过去的“讨饭队”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一派繁忙的景象，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忙着春耕。刚刚开始实行的“包干到户”使小岗人在1979年获得了大丰收，结束了祖祖辈辈逃荒要饭的历史。
这年的春节，千里之外的客家山区的一家农户门口贴出了这样一幅对联：“包包包包好，好好好好包”。两个字构成一副联，一边感激不尽地赞美承包，一边语重必长自勉好好承包，言简意赅到极致。刚刚从土地联产承包政策中得到实惠的农民，用他们最朴实的语言，通过这种最传统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激动心情。
也是在这年的春天，“万元户”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报道说，兰州市郊雁滩人民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有六个壮劳动力，去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从此，“万元户”成为农村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象征。
农民生活的这种变化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完成的，带给他们这一实惠的是广大农民在生产实际中创造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组织方式，有包干到组的，包产到户的，也有联产计酬的。最彻底的还是安徽凤阳的小岗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
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否定了1958年以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抛弃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体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交给农民去管理、去经营，也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架。后来这些做法被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被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伟大创举”。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变，把经营权即耕种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其产品在交纳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之后的剩余部分归自已，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已的”。
一“包”就灵，正是这一个“包”字，使农民看到了解决困扰他们多年的温饱问题的希望。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肯定了安徽农村改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许多地方解放思想，放手让农民去选择，去试验。
邓小平后来曾经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中，小岗村不是最早推行农村改革的，但却因为最早尝试“大包干”而受到瞩目，并被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而载入史册。2005年6月15日，小岗村建起了 “大包干”纪念馆，将那段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帷幕的历史鲜活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改革前夕的安徽农村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
1977年6月，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的春节快要到了，这是万里到安徽上任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对几位省委领导说：“春节就要到了，农民生活很苦，许多社员群众家里断粮断炊，怎么也得让他们吃一顿饺子啊！”省委决定对贫困落后地区实行节日特殊供应，每人2斤面，3斤米，半斤肉，由县粮食和食品部门负责供应。决定能否落实？万里很不放心，决定亲自到下边去看看。
1978年1月30日是“小年”，万里驱车去了阜阳地区。当他走进一家破旧的茅舍时大吃一惊：不要说节日特殊照顾的米面没有落实，就连作为主食的山芋干也已不多了，不少农家关门闭户还在外逃荒。
当时正是寒风凛冽的隆冬时节，万里又专程赶往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之一的大别山金寨县，去探望老红军和红军烈士的家属。当万里走进一位红军烈士的家时，一进门就看见蹲在灶口的一位老人和两位姑娘。万里亲切地同他们打招呼，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当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时，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万里惊讶地看见，老人竟未穿裤子。他又招呼那两位姑娘，她们也不肯移动半步，村干部说：“她们也没穿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坐在灶口取暖。”万里眼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他感慨万千：“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可今天还食不裹腹、衣不遮体。解放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万里当即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棉花14.5万斤，棉布18万尺，粮食50万斤，并特意叮嘱当地领导：“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子盖，弄条棉裤穿，吃顿饱饭！”
农民的困苦万里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万里深知，从1958年开始已经实行了整整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捆住了农民手脚，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正是对农民生活的关注与同情，使他产生了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发起冲击的强烈愿望。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使这片本来就已十分贫脊的土地雪上加霜，全省大幅度减产已成定局。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不向农民征统购粮的决策。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胜了特大旱灾，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
当时，安微凤阳县梨园公社小贾生产队最早开始实行“包干到组”，这一做法得到万里同意后在全县推广。
小岗生产队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是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剂，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夏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干了一季的活，糊不了三天的嘴巴！全队二十户人家，只有两户没讨过饭，一户是教师，一户在银行工作。这年秋天，严俊昌当了队长，为了活命，他带领小岗人偷偷地将土地包产到户。老人们开始为严俊昌等几个干部担心了，这样下去要犯事的。犯了事，坐了牢，孩子谁养？老婆谁养？让大伙开个会，立个誓，万一你们犯了事，让大伙管你们的老婆孩子。
1978年11月24日傍晚，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把全村１８家农民的户主召集到会计严立华家，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发誓，要消灭缠绕小岗生产队农民２０年之久的饥饿。严宏昌将他起草的一张分田到户“契约”念给大家听：“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１８岁。”
18个穿着破衣烂袄的淮北农民神色庄严地在“契约”上按下了他们的手印。透过这18户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秘密签定的“生死契约”，人们看到的是当年发起农业“大包干”时农民们悲壮的决心。这18位农民没有想到，他们签下的这个“生死契约”，会如此迅速地引发起中国农村打破旧的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的一场新的革命。
时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后来回忆说：
我们小岗生产队当时20户人家。115人。18户真正上有老下有小，2户是单身汉。其中9到10人是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这样，小岗的形势就是年年算盘响、年年换队长，一年到头干不好。再加上不合理的分配原则，所以大大降底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当时呢我回来想好以后我第一个就找严学昌，因为他跟我俩住得比较近，我讲小岗要干好唯独的办法就是把土地分到各户，但是有一条，我们开始的时候要秘密地去做，要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我们要秘密地行动。11月，阴历就是10月多，太阳大下晚的时候，按照现在来讲就是4、5点钟的样子，大家都聚一起，把这个契约都同意了，我们就开始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一分到户就接近春节了，所以这一年的春节，过去的春节小岗是基本上都在外面去要着年饭，这一年的春节有很多人没有出去，都去抢着挑牛粪去了。
小岗生产队实行的“大包干”，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解放了生产力，小岗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的当年就创造了“奇迹”，粮食总产达6.6万多公斤，是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油料总产达1.75万公斤，是过去20年的总和；交售给国家粮食1.25万公斤，超额完成任务近8倍，结束了20多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的历史。“包干到户”使小岗生产队从一个“讨饭队”一年就翻了身。严宏昌回忆说：
我们这一年，群众的干劲就特别高了。一年下来，我们到秋天粮食收了13万9千斤。我们的粗粮还没算。我们的油料收了3万多斤。这一年国家给我们定的是两千八百斤。我们向国家交了三万多斤。油料我们是摊了147斤。我们向国家交了两万九千多斤。这一年，我们的人均收入从过去的20块钱。一下子调到400块钱。我们不但没用国家的一分钱贷款，我们还清了国家的贷款八百万。这一年，群众的积极性特别高涨。过去是愁眉苦脸的要饭的年月，这一年就是喜笑颜开，人人都欢天喜地。群众有的讲，我们现在过的这个日子，过去是不敢想的。我们家家的粮食等于过去一个生产队的量了。
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干了一年，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被谨慎地删去了。但是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
尽管包产到户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但是，有些领导干部仍然固守陈旧观念，到1980年初， 关于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争论还在无休止地进行着。虽然报纸上的争论并没有中断农民的探索，但却在农村出现了两怕：群众怕变，干部怕错。
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几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争论从报纸上延续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上。明确表态支持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省委书记在会上仍是少数派。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会上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2个月后，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到了陈云，陈云对安徽的做法表示举双手赞成。这年的7月，邓小平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
1980年1月，万里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他对干部们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但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包产到户在安徽落了“户”。
会后，1月24日，万里去了小岗生产队，他挨家挨户地看，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万里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时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万里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严宏昌后来回忆说：
省里80年元月份开会，开完会的时候，在元月二十几号万里就来到小岗村。从西头进来，看到东头。看得非常满意。当时跟万里汇报，我们心里也是悬着的。究竟要不要我们这样干，我们是没有底的。万里看过以后，他说你把小岗村的情况讲来听听，当时在我家我讲的。他坐的面朝西。我坐西面朝东，万里后面的东边呢，坐着各级的领导。我当时就跟他汇报小岗村的前前后后经过，他听完了以后说，我没法想，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会住在农村的茅屋草舍里。他说你们这种做法，我早就想了。但是就是没有人敢做。你们做了。当时我一听这个话，我的心放下了。万里同意我们这样做。我当时眼睛一酸，就流泪了。我说万书记，我们小岗村希望你们领导准许我们这样做。他说你放心，你们队上不是批你们干一年二年三年，我再批你们干。我一边批你们干，我一边回去向中央汇报。你们这种做法，是适合我们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路。
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开始实行包产到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内蒙、河南、贵州等地都开始推行包产到户。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1980年春，万里多次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情况和争论。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领导谈话时说：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邓小平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安徽农村改革，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特别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这一讲话不仅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是个巨大支持和鼓舞，同时也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时任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后来回忆说：
1980年，在这一年的6月初，省委在巢湖召开了芜湖地委和巢湖地委和滁县地委三个地委的书记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省委负责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一次谈话，这个谈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这篇文件讲，就是安徽的肥西，绝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结果增产幅度很大，另外又讲到凤阳，就是“凤阳花鼓”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结果一年大变样。当时我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抄，我叫秘书就抄下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当天晚上下大雨，我连夜坐着汽车就回来了，回到滁县。第二天就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了，我就把邓小平同志讲话这个精神进行了传达。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首著名的凤阳花鼓，传唱了一代又一代。它让过去的凤阳人流泪，也让今天的中国人心酸。
1980年，富裕起来的凤阳人再一次用凤阳花鼓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他是好地方，自从实行大包干，春风艳阳好风光……”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许多地方解放思想，放手让农民去选择，去试验。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这份文件共有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是专讲包产到户的。这一条一开始就说：“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 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这份文件的最大特点是，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中央文件上给包产到户落了“户口”，从而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了。
由于“包产到户”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意愿，此后不久，农村改革就从局部试验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犹如大地回春，万象更新，迅速在全国推开。
这时，“天府之国”的四川也悄然发生着一场变革。
1980年6月1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四川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的社员中午收工回家时惊讶地发现原来挂在公社门口的牌子“向阳人民公社”换成了 “向阳乡人民政府”。 谁也没有想到，一块牌子的变动，动摇了实行二十二年的农村行政体制，改变了中国数亿农民的命运，也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乡村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时任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书记的李万贵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们上面还有个要求，先让你是改革、探讨，还规定了三个东西，不广播，不登报，不宣传，意思是搞坏了，烂嘛只烂我们一家嘛，搞好了嘛，将来有推广价值，再推广嘛。
三年后， 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由此，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的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1984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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